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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叽文学www.wajiwx.cc提供的《南渡北归》第二章英雄辈出的时代 (1)(第7/7页)
，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作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南按：黄季刚即黄侃，后来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以喜买外国书。”
在谈到《新青年》与《新潮》的关系时，罗家伦回忆说：“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学，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分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载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出版。）
[5]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6]蔡元培，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字鹤卿，号孑民。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7岁考取秀才，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分别被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授予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7]李零《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载《读书》2004年11期。另，后来这刺客行列中的许多人如蔡元培、任鸿隽、鲁迅等，都主动放弃了这一暴力手段，转入其他形式从事反清闹革命的活动。在日本的同盟会曾在激进留学生中秘密招募暗杀者，鲁迅因为前一阶段的出位表现，被一帮哥们找去要求加盟，鲁迅拒绝了，理由是家有老母需要抚养云云。蔡元培则由主张单打独斗的用炸弹暗杀，转向在教育界实行另类思想的培育。在他看来此种效果的爆炸力将更大，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
[8、9]《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蒋梦麟是蔡元培北大校长的继任者，抗战期间，蒋在昆明西南联大防空洞撰写自传体《西潮与新潮》，先后在美国与台湾出版。据该书透露，蔡元培在开科纳仕的征途上颇具传奇色彩。蒋梦麟在书中特别提到一个小故事：“蔡元培在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以后就成为翰林。”
[10]傅斯年《“五四”偶谈》，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傅斯年在文中说：“‘五四’已经成就了它的使命了。当年蔡孑民先生之就北大，其形势如入虎穴。蔡先生之办学，兼容并包，原非徒为国民党而前往，然而蔡先生提倡潜修，口号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其结果是出来一团朝气。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
[11]蔡元培抵京，报界多有报道，其中《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报道说：“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12]傅斯年《“五四”偶谈》，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
[13]《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舒波于桂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
[14]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字润田。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私立东京法学院攻读法律。1902年返国，任商部行走，兼任京师大学堂附设之进士馆法律助教。清末出任外务部左侍郎。辛亥革命以后，任袁世凯秘书。不久即离开袁府在北京执律师业，一时为社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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