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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叽文学www.wajiwx.cc提供的《南渡北归》第二章闻道在蜀郡 (1)(第2/7页)
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全力支持。出于对这位外国学者所立志向的敬重，陈立夫还当场赠给李约瑟前后《汉书》各一部。事隔42年，李约瑟访问台湾时，还未忘记就赠书一事再次当面向陈氏道谢。
李约瑟的研究计划，曾遭到部分在华外国集团势力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当时在重庆的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官员、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据费氏回忆，他当时“曾和李约瑟就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计划进行过激烈的争论”。[9]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后来在罗马召开的第12届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不过当时的李约瑟并没有把这个政客学者费正清放在眼里，更不顾及费正清无休止的啰唆与胡言乱语，外加行动上的为难与阻挠。既然决心已定，又有中国政府要员如陈立夫、朱家骅、翁文灏等名流大腕强力支持，一个小小的美国文化官僚与政客费正清又何惧哉？李约瑟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向自己的既定目标奋进。1943年初夏，李约瑟带上助手，开始了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从而有了与中国科学、教育界人士接触交流的机缘。
李约瑟一行到达成都不久，正逢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受邀在成都华西坝几家大学讲演。在一次演讲中，冯友兰声称：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不极度反对科学的自然神秘主义云云。当时李约瑟正与助手坐在来宾席上静心聆听，面对冯友兰的面孔与声调，李约瑟忽然记起这个呈慷慨激昂状的人，就是20年前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公开放言中国没有科学的那位中国留学生冯某，遂当场产生轻视之意，对其学说不以为然。这个时候的李约瑟已经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中国道教文化与冯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赞同科学的，可以说是科学的启蒙老师。
5月3日下午，借华西协合大学邀请演讲的机会，李约瑟于该校体育馆以《科学与社会》为题作了演讲，并针对冯友兰的学说特别提出：“科学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累积起来的结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对科学有所贡献。在远古时代，埃及、巴比伦、中国和许多地中海国家，都对数学、天文、医药、化学及地质有过贡献。在这些科学中，古代中国对炼丹术及在工程方面贡献特别伟大。”按李氏的说法，“炼丹术”这个名词就发源于中国。当时尚在成都的冯友兰是否前往听讲不得而知，但从翌日《中央日报》引用一个学生的笔记所作的报道看，这个夹带着对冯氏学说反击的演讲颇受听众欢迎，以至当李约瑟“结束他的演说后很久，似乎还有余音绕梁之慨”。[10]
随着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和科技成果有了更多、更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他开始在论文中公开提出：中国文化技术中，“哪里萌发了科学，哪里就会寻觅到道家的足迹。无论你在哪里发现炼丹术或古代化学，你就能在哪里发现道家的影子，他们总是在那里——炼丹房里进行着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实验”。[11]如晋代的葛洪，被李约瑟称为“他那时代最伟大的炼丹家和中国最伟大的炼丹术作家”，[12]葛氏所著的闪耀着科学思想光辉的名著《抱朴子》，极富科学哲理地探讨了通过人为的方法来延长寿命或达到物质不朽的可能性。而整个道家思想体系，直到今天还在中国人的思想背景中占有至少和儒家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哲学与宗教的出色而极其有趣的结合，同时包含着“原始的”科学和方术。它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处于对中国道教的推崇与迷恋，李约瑟取了“十宿道人”等三个道号，自诩为“荣誉道家”。[13]李氏在论述道家对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时，没有忘记对20年前的冯文旧事重提，并毫不客气地对冯友兰那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进行尖锐批评，称之为“年幼的悲观（YouthfulPessimism）”，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人并非如冯友兰所断言的对外界自然无兴趣”[14]等。
1943年6月4日，李约瑟完成了对四川成都、乐山一线几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访问，在战时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陪同下，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于五通桥搭乘一条盐船沿岷江漂流而下，于次日下午到达李庄码头，随之进入坐落在李庄镇中心禹王宫的同济大学校本部进行考察交流。
同济大学自昆明迁川，主持筹划和负责大局工作的是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校长周均时。周氏早年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时，与第二次赴德留学的朱家骅同学，期间还结识了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甚至后来的中共领导人朱德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并与之结为好友。1924年，周氏归国，先后执教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均时临危受命，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并负责大学南迁事务。无论是同济大学在昆明还是在李庄期间，周均时按照同济是中国唯一一所用德语教学的高等学府，并肩负沟通中德文化交流重大使命这一特点，积极主张在抗战期间仍然要尽可能地吸取德国的先进科研成果，为国家培养堪当大任的实用人才。只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等地相继沦陷，国学大师陈寅恪生死不明，西南联大爆发学潮。消息传到李庄，与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时期交情甚厚的周均时，颇为孔氏家族的霸道与陈寅恪等文化知识界人士的命运不平，遂以激愤之情，亲自鼓动、带领同济大学师生上街游行，共同声讨“飞狗院长”孔祥熙及家人的恶行，并将同济大学的行动和言行通电全国。在重庆的蒋介石通过孔系人物暗中相告与挑拨，大为恼怒，认为周氏煽惑学生，有意给当局制造难堪。一气之下，便通过陈立夫把持的教育部，撤销了周的同济大学校长职务，调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一职由刚从德国归来不久的丁文渊接替。
丁文渊（号月波）乃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四弟，江湖上号称丁老四。192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后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考试院参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事等职。珍珠港事件后，随着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邪恶轴心国宣战而被招回国内，代替周均时来到李庄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尽管丁文渊和丁文江属于同胞兄弟，但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这位丁老四在学问和为人处世等诸方面，都无法与著名的“丁大哥”相提并论，尤其是人品道德，可谓与“楷模”丁文江背道而驰，被世人广为诟病。
丁文渊一到同济大学，除不遗余力压制正义力量和学潮，还经常干些鸡鸣狗盗、见不得人的恶事、丑事和上不了台面的龌龊事，出任校长不到两年，就被同济大学的童第周、王葆仁、唐哲等24位知名教授告垮弄翻，成为教育界的反面教材和一个教训。当时在同济大学担任招生委员的李清泉（李庄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周均时校长是学土木工程的，曾在德国留学和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被围时，他曾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但对德皇威廉第二和纳粹党很反感。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虽在国外多年，却没有洋气息，没有穿过西装，一顶旧呢帽不知戴了多少年，已成了暗褐色。他用人标准讲究德才兼备，聘来的教授、讲师，大多是国内的知名人士。后来接替他的丁文渊校长就与他刚刚相反，官僚架子十足，是蒋帮的一个文化特务。他在李庄郊外购有住宅，出入不管远近都要坐轿，每天所着西装都要换上几次，一副假洋鬼子像。对比之下，印象很深。解放后我才知道周均时校长自李庄卸职后回到重庆，即被蒋帮把他关在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杀害。虽已事隔多年，思之令人凄怆不已。”[15]
李清泉回忆此事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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