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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小镇故事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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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李约瑟心驰神往的一代才女加美人林徽因,否则以他好奇和爱美的性情,不会不在写给夫人的信中加以提及——而事实上,他当时只提到了“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

    在上坝月亮田农舍的梁思成得到消息,尽管对李约瑟其人未曾相识,亦不了解底细,但想到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来到中国西南偏僻闭塞的李庄,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此时的梁思成还没有像延安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想到的“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但既然对方号称为了中英文化交流而来,起码也算国际友人合作的精神。因了这种精神,作为东道主的梁思成自然要尽其所能地招待一番。只是此时梁家包括整个营造学社一贫如洗,平时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特殊的条件设宴招待?半年前,当费正清与陶孟和一道从重庆来到李庄时,这位来自美国的文化官员,亲眼目睹了知识分子贫困的生活条件。费氏看了梁家与营造学社的窘迫状况,曾劝梁思成卖掉身上的一支自来水笔和手表等物,以换取急需的食物维持生计。对于学者们如此艰难的生活状况,费正清曾感慨地说道:“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8]

    李约瑟来李庄之前,营造学社人员经历了一阵回光返照式的兴盛之后,又无可挽回地再度陷入了衰落。因“主要成员梁思成、刘敦桢由于当时环境,在工作上意见相左,遂造成不能合作之局,其它同仁亦有相继离去者”。[9]刘敦桢已于半年前携家带口离开李庄乘船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卢绳等人也各奔东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营造学社,两根宏大支柱突然折掉一根,梁思成独木苦撑,挣扎度日,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危。据说,当刘敦桢决定离开李庄另谋高就的那天,梁、刘二人谈了一夜,最后都流了眼泪。世事沧桑,聚散分离,本属正常,只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诀别,令人备感凄凉伤心。

    此次面对李约瑟的到访,家徒四壁又好面子的梁思成,抓耳挠腮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后,突然发现鸭子们还不知忧愁地呱呱乱叫。这是梁家自春天就开始喂养的几只本地鸭,除指望下几个鸭蛋补助一下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病体,还准备秋后宰杀几只,让平日难见油星的营造学社同仁好好犒劳一顿。如今贵客临门,梁思成只好忍痛割爱,决定先宰杀两只公鸭以款待客人。站在院子里亲眼目睹梁思成捕杀鸭子的李约瑟,当然不知这一令人心酸的背景,只是以好奇、惊喜的心情观看了这一具有乡村特色的场面并饱受了一顿美味。此一情形的具体细节,林徽因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有过表述:“李约瑟教授刚来过这里,吃了炸鸭子,已经走了。开始时人们打赌说李教授在李庄时根本不会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会让客人过度兴奋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期待一个在战争时期不辞辛苦地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早期科学而来到中国的人会笑一笑。”[10]

    事实上,李约瑟见到他心目中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以及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媳妇”林徽因并作了简短交谈后,这对夫妇出众的才华和林徽因的美貌,令李约瑟大为惊喜并出人意料地露出了笑容。对方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自己能与梁、林夫妇在李庄这个偏僻的小镇上相会,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同时李约瑟也没忘记以英国绅士的风度,夸赞一番林徽因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林受到夸赞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在信中对费正清夫妇说:“我从不知道英国人对爱尔兰还有如此好感。”这个时候的梁、林夫妇尚不知道,爱尔兰正是李约瑟生命中最难忘的成长之地。林徽因的爱尔兰口音,正好给予对方他乡遇故知的知音之感。在战乱流离的异国他乡,能遭逢如此快事,作为对故乡怀有深情眷恋的李约瑟焉能不露出真诚的笑容?

    吃饱喝足之后,李约瑟详细观看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课题,亲眼目睹了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心灵受到强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串预言式文字:“如果战后中国政府真正大规模地从财政上支持研究和开发,20年左右后,中国会成为主要的科学国家。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11]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约瑟的预言说对了一半,20年后的中国大陆尽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以及足以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坚硬坦克和装甲兵器,但离“科学国家”还有一大段距离,更谈不到“主要”和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主流。而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孤岛,其科学的发展同样缓慢得令人感到窒息。1962年2月24日,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欲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李济在演讲中曾对台湾的科学前景作出了“不敢乐观”,且有些悲观的论调。尽管主持会议的胡适大不以为然,未过几分钟便倒地不起,但仍然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中国海峡两岸在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规范的“科学国家”。倒是后一点被李约瑟有幸言中,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血腥屠杀,最终以民族的坚强与韧性,于腥风血雨中取得了抗战胜利。

    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李庄之行的告别演讲。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便是陶孟和与傅斯年两个冤家对头摈弃前嫌,握手言和。

    ◎?由决裂到言和

    尽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傅却一直不把陶当长辈看待,除了前面早已叙述的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那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辈,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透、水泼不进的顽石状加外来单干户的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矮脚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三气”叠加之态势。正如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所说:“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12]

    程氏只看到对方鼻孔朝天、对天嘘气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据傅斯年自己坦白交代,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元培与几人均喝了不少的酒,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做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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