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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叽文学www.wajiwx.cc提供的《我在1949摆地摊_山粉圆子山粉圆子》第504页(第1/2页)
这年月查资料，那是真的很难，需要看翻阅无数的书，从此地到彼地，甚至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的图书馆查阅，还要与相关的专家学者展开交流，而方叶完全不需要，百度查不到的用谷歌，再查不到的直接数字图书馆，知网。
东抄一点，西抄一点，看上去好像干货也挺满的，其实他方叶没有真正的读―读这年月的一般学术书藉，如果他读过的话，就会知道他自己写的书里面的数据引用，在别人的学者看来是有多‘详实’。
就以他在书中写到的达芬奇和欧拉两人的基本信息，在网络时代—查就有，然而在这个时代，如果是国内的知识分子要写的话，得提前列好大纲，然后打草稿，需要引用哪些数据，再然后去查，一个达芬奇的基本信息，他可能都需要翻上几十本书还不一定翻得到。
所以方叶，他真的不知道，他觉得自己搞来的数据东拼西凑，不够专业，而在别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博学多才，学贯中西。
就《工业与文明》这本书，方叶打算半年时间写完，原因是他要工作，每天码字时间有限，如果是纯码字的话，以他五笔打字的速度,每天七千到一万字也并不难。
就在方叶带上老婆孩子还有大舅哥出发徽州旅游之时，他的书稿被送到了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刊，此时正值月底，新月刊刚好在审订编辑之中，时间倒是赶的刚刚好。
不过，让期刊主任杨向奎诧异的是，前来送稿子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机要秘书，以及两名警卫，对方告诉他，稿子在他们的期刊发表，现在交给他们审核和排版，而完成后原稿必须收回。
杨向奎感觉事情不简单，于是便打开档案袋取出书稿看了起来，书名倒是没啥，但看到‘王岩’之时，不由得瞳孔微微一缩，这是个‘高人’啊，杨向奎是看过王岩文章的人，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人不敢写的文章他敢写。
一些文章在别人看来，完全就是在找死，然而迄今为止，这位王岩屁事没有，不仅没有受到批斗，反而是他的文章一出现，然后风向就开始转弯。
就像这一次批胡适，原本山东大学的华岗校长受到了冲击，眼看着校长之位就要不保了，然而突然王岩的文章出现了，接着没几日，中央就召开了文艺座谈会，风向不说180度，九十度也是有的。
政治批判之风冷了下去，变成了思想与学术批评，二者一字之差，但差的却是天差地别，而对华校长的攻击也就此平息了下去，唯一没变的是，童第周副校长依旧调到了中科院。
校长华岗、校编辑委员会的吴恒富、陆侃如、童书业等人听说上级来人后都纷纷赶了过来，一场评述会就在现场召开了起来。
对于期刊来说，他们之前发表的都是论文，还没有发表过著作，不过此时却是没人敢提出反对议建，毕竟王岩此人能量太大，而且这一次还是中央办公厅专人送来的，所以大家心底都一致认为这是哪位首长的化名。
书稿在评述会上转了一圈，不出所料，其它方面大家都认为没啥问题，虽然是书稿，但是学术的成分很高，唯独是里面对于‘伪史’的一番评价，大家觉得证据不足，不具备学术的严谨性，不过也就是一提，并无人敢于删稿。
最后华校长亲自拍板，稿子写的什么大家都不要管，要修订的是语句的通顺性和错别字，其它的一概不得随意调整，华校长板着脸,说得十分严肃,而开会的众人也都没敢再二话，稿子就这样顺利的通过了。
方叶带着一家人在徽州玩了四天，如今的黄山既没有电梯，也没有缆车和索道，一切都靠两条腿，更要命的是，山上没有酒店，吃饭只能在山下村子里的国营饭店，因此各方面都十分不便，唯一让他满意的是，这里的风景是原生态的，并没有受到后世开发所带来的破坏。
第248章 这回点名评论了
方叶的文章终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时间来到二月初，原本早就应该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关于胡峰的大批判没有再出现,代替的是警惕文化战线上可能存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和学术研究之类的文章。
就方叶本人而言，他原本并没有想过能改变些什么,毕竟任何事情的发生，其本后都有着其深刻的动机和原因，比如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政治的学术批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术界的一次‘集体改造’，而胡风案不过引起的又一堆火罢了。
如今的文化界其实分成两拔，一类是喝过延河的水，见识和经历过宏大伟业的‘延河派’，另一类则是来自于国统区’;而国统区之中又分为从事解放工作的知识分子和‘被解放’的知识分子。
郭末若、周扬、丁铃这些人很显然是喝过延河水的革命者，而巴金、胡风这些人则带有‘被解放者’的色彩，哪怕他们一直在从事左翼文化阵营的工作，也改变不了这一切，而那些真正的被解放者，则基本没有多少话语权。
胡峰在其中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虽然在早年加入了共青团，但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远走日本，在东京加入了日共,回国之后便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左翼文宣工作，不过他的一些观点从早年间开始就受到了批评。
四十年代时，胡在其现实主义观点中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表述，但很快就受到了何其芳的批评，主观本身存在唯心论，这与马列强调的唯物论不符，何其芳认为‘艺术应当与人民结合’，当时批评胡的人并不少，不过他并没有进行改正，而是一直保持着这种观点。
1942年，主席发表《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的党的文艺路线，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且还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路线进行了总结等等。
当时胡峰的观点就与延河派相抵触，他认为将人的日常生活与工农兵的生活区分开，是对生活的肢解;反对作家成为‘留声机’;他还反对简单的将经济形态与诗人作品进行类比，认为给诗人随意贴阶级标签，是对诗人心灵世界的简单化处理，对诗人造成了伤害。
1948年乔冠华、胡绳、林墨涵等都展开了对他的批评，然而他在受到批评以后，不仅没有认真的思考，反而坚定自己的观点，当时的他在国统区工作，又值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这些由思想反映出来的学术矛盾，都是次要矛盾，大家对他批评一下也便算了，并没有进行批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他，并没有深刻的理会到‘艺术服从于政治’、‘革命作家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这一点，他确实有着在‘学术自由’这一观点的浸染下，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究竟是以什么立场为核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1952、53年的人民日报对其的批判，他的这种思想还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1954年他直接向主席上了一封‘三十万言书’，这本书中，他一边认为自1949年以后的文艺工作没有建立在主席和党的原则基础上，一边说主席和党的观点被曲解了。
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学习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能写‘光明面’，忽略落后和阴暗面，他还认为这种作品是不真实的，还建议作家应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官员的需要。
这妥妥的就是被自由主义思想给洗脑洗傻了，完全没有认识到革命是需要讲立场的，而革命的文化知识分子，更应该保持自己的立场，而不是所谓的偏片的‘学术自由’。
时间缓缓流淌,二月中旬的方叶，刚刚忙完旗下公司的巡视，回到同安县，但他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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