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阅读的是
哇叽文学www.wajiwx.cc提供的《我在1949摆地摊_山粉圆子山粉圆子》第507页(第1/2页)
胡峰抬手在妻子的手背上拍了拍，又拿起报纸看了起来，只到第二遍读完，他才回道:“其实自从看到王岩先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文之后，我就已经发生过去自己的认知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了，只不过并没有认真的理解那篇文章，反而见国家缓和了批判,认为自己有机会‘翻身’。”
胡峰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说道:“若是早些年就能意识到学术与政治的界限，那就好了，只叹自己见识不足，终究还是将此二者混淆了，以至于才有今日。”
“现在你打算如何办?”梅智从一旁的炉子上拎起水壶倒了一杯水，递给丈夫问道。
胡峰想了想回道:“我当进一场深刻的反思，学术研究不应当突破当前的政治界限,更不应当错误的理的解,发表了反政治的观点。”
梅智不由得眉毛一跳:“你这样就等于认罪了啊，有没有想过…。”
胡峰点了点头:“错了便是错了，从事革命文化宣传如何能不讲政治立场呢?就如同王岩先生文章所说，即便是学术研究，也不应当反当前的意识形态，这种行为古今中外，哪个政权都是不能接受的。”
王岩的文章确实已经说得足够明白了，现在国家正在构建自己的政治哲学，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过程’，现在他胡峰就身处在这个历史之中，却没有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反而如文章所说通过自由主义来‘标新立异’，以视自己维护‘自由’的决心。
而事实上，这种决心从政治上来讲，它突破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已经是一种反政治的行为了，主席将他观点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评断，是符合政治实际的，并没有冤枉他。
胡峰当晚就写了一批自我批判的文章，准备在第二天的批判会的阅读,同时,他还再次提笔向给中宣部写了一封检讨书,从夜晚到天明，胡峰一夜未合眼，第二日一早，他吃完早饭，便骑上自行车，将醒送到了中宣部。
周副部长接收了胡峰的检讨书，他有些诧异的看着对方一眼,说起来两人早年前有过冲突，那是在1934年秋，同在左联的穆木天被国民党抓捕,释放后便向左联党团告密，说胡锋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与此同时，也有人说他‘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胡锋当然不认，于是同周扬产生了冲突，后来胡峰愤而辞职，两人由此结下了梁子。
而当这一轮对胡锋的大批判到来后，周副部长其实已经亲自操刀写好了一篇批判文章，只是文章正准备交人民日报时，胡锋来到了中宣部上交了检讨，而历史也在这里出现了偏差，曾经胡峰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拒不承认，一直到后来被判刑了，仍旧认为自己没错,他要坚定的维护‘学术自由’。
当然,周副部长写文章批判他，并不是说这是‘公报私仇’，事实上在周扬的这个位置上，主席都已经亲自下了评断，他作为中宣部的二把手，不出来组织批判，那是不可能的，何况胡锋的那些观点，本身就存在重大错误。
胡锋的检讨书，洋洋洒洒写了七八页纸，周副部长坐在沙发上，提示他可以坐，不过胡峰却是选择站在那里，他对周副部长说道:“我现在是一个罪人，哪里有罪人就座的道理，我还是站着。”
周扬见此也便没有说什么，而是认真的看起了检讨书，只是越看越让周扬感到惊讶，这么一位倔强的人，他竟然在自己的检讨书里，承认了自己犯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错误，而且还认为自己过去的观点，确实‘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愿意就此承担一切罪责。
周扬看完文章，思索了一会，说道:“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从未动摇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改变的?组织对你的这个改变抱有质疑,你是不是想借此逃避批判和惩罚?告诉我你心里真实的看法。”
胡锋站得很端正，不过却是低着头，他回道:“首长，我的观点之所以改变，是因为王岩的文章，他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昨日的《胡锋先生的观点给予我的一些个人思考》,我看完之后,顿有豁然开朗之感,过去我没有明白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也没有摆正自身的立场…。”
胡锋站在那里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检讨，而后他又将今天准备在批判大会上宣读的自我批判文章递给了过去。
周扬接过看完后,没有再听他的自我批判，而是说道:“你的事，我现在不能给予结论，还要看你最近的表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过去的错误观点不会因为一两场自我批判和认错就能解决的，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是，我接受国家对我的惩罚，但还是期望国家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我愿意交待过去犯的一切错误。”胡锋说道。
周扬示意他可以走了，待到胡锋走后，他便来到了陆部长的办公室，将胡锋的事情上报了上去，陆部长看完了检讨书，也只有一句话，先看他的近日的表现，而后再考虑是否向领袖上报。
就在胡锋接受批判与自我批判之时，梁思诚也受到了批判，而这也是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
1955年1月初，那时方叶的文章还没有在人民日报发表，当时主席亲自点名批判梁思诚,而受到批判的主要人士包括:梁思诚、杜威、胡适、梁漱溟等人，梁的名字排到了胡适之前，可见主席对此事是如何的重视。
其实梁之所以被摆在最前面，还是与当年的一件事有关，作为全国著名古建专家，新中国建立后，梁先生在北京城建的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观点，比如从1951至1954年间，梁思诚发表了支持苏联民族建筑理论的文章,这一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因此受到了欢迎。
不过，他保护古建筑的心情太过于激烈，当时中央办公地从香山搬进了中南海，梁思诚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应当从古建筑中搬出去，择地另建一个办公大楼，那时国家刚建，又正在进行朝鲜战争，国家哪里有钱建设这样一座中央办公楼，因此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当时,伟人听说此事之后,也对梁相当的不满，他说‘这是要把我赶出去’，因此在北京的城建问题上，伟人与梁产生了一些冲突，伟人因此相当的恼怒。
后来在执行苏联的民族建筑理论时，许多建筑学者在‘学苏联’的过程中，搞出了一种中式大屋顶西式楼体的建筑，梁思诚对于之种‘大屋顶’很不满，他认为那些建筑是‘穿西装戴瓜皮帽’。。
时间来到了1954年底，针对过去几年建筑浪费的问题,展开了批判，当时就有人指出‘民族理论建筑’建成的‘大屋顶’过于浪费,随着批判的深入，1955年1月，梁作为‘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代表人，首当其冲。
而在此之前，伟人对于梁还是相当看重的，也给予了相当的礼遇，不过这一次的批判，在伟人的亲自指点下还是毫无意外的展开了。
由于梁思诚是建筑学家，中宣部的陆定一部长对于建筑并不熟悉，因此这场批判最后，主席点名彭珍来负责，随即彭召集会议展开了对梁的批判。
不过，这时的批判并没有像两年后反右那些激烈，梁虽然受到了批判，然而他这些批判，仅仅限于理论批判，主要表现形式上，都是以开批判会的方式进行，还没有到后来那样，将人拉出来公开批斗，然后暴力加身，所以梁思诚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没有受到了太大的影响。
二月份，由于从过去的政治批判改成了学术批判，所以政治引导基本结束，但批判仍在进行，北京的颐和园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学术批判写作班，专门用来批判梁思诚。
不过，对于清华建筑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请收藏哇叽文学 wajiwx.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