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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教授沉吟片刻说道:“方叶同志,那我现在就正式回答你,第一,这台计算机还在测调试阶段,如果一切顺昨,预计四月底到五月,完成测试,第二台生产最快也需要两个月,加上测试时间,所以我才说要到八月份给你,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第二,第一台原型机能否提供给你,这个我说了不算,你的能量大,要是真的想要,还是要向上级反映,如果首长同意,我这边没有任何问题。”

    方叶嘿嘿一笑回道:“那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台计算机我要了,到时你们报个价。”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价格。”华教授握着电话推了下眼镜,随即回道:“卖别人的话80万人民币,卖你嘛,100万。”

    “老华,你这打土豪呢,凭啥卖我直接涨20万?”方叶似有不满的说道,不过却是一点也没生气。

    “因为你们华昌有钱啊,别人不知道,我们计算机所是知道的。”华教授回怼了一句,不过声调随即平和了下来,说道:“方叶同志,不瞒你说,当时这台计算机是按10万次规划拔的经费,后来提高到了30万次,计算机所的经费根本不够,我们多方申请,但国家经费紧张,因此也只追加了8万元。”

    “计算机所为了完成研制任务,挪用了华昌给的其它项目经费还不够,又从数学所挪了一部分,加上研究员们共同凑钱,这才凑齐了60万,现在整个计算机所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至于这台计算机的定价,你知道我们计算机所说了不算的,如果提供给其它研究所,可能就是成本价,但所里现在还欠着研究员和研究经费的钱呢。”

    方叶认真的听着华教授完,不由得一阵心酸,他想起了曾经历史上计算机的研制历史,当时国家开始只拔了五万元,整个计算机所十几人就靠这点钱,东拼西凑淘废品、买零件,从零开始研制新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搞这种高新科研项目没钱支撑是真的不行。

    而且也确如华教授所说,计算机所是没有定价权的,要知道前两年重工业和一机部因为赚了钱,却被主席一顿狠批,说是工业品价格定的太高,利润翻番赚,一年赚的比一年多,一心只知道发财,都不看看国家贫穷的现状,后来总理主持会议,重新厘定了利润率和主要商品价格,这件事才被平息了下去。

    实事求是的说,国家目前钢铁的产量就那么一点,加上方叶搞来的马鞍山钢铁厂产能才将将三百来万吨,若按历史产量记录的话只有223万吨。

    1953年中国才能生产无缝钢管;1954年才产出第一炉不锈钢,这些特种钢材的产量更是低得可怜,因此不管是普通钢还是特种钢,首先要满足工业发展需要,其次才是满足老百姓日常所需,如农具、基础工业品之类。

    由于基础材料严重不足,这也就导致了后来为什么要实行票证制度,实在是东西只有这么一点,你也买他也买,人人都买的话根本就不够分。

    中国本身不是一个铁矿富集度低的国家,总储量虽然世界第四,但是主要是贫矿和平矿,因此铁矿石资源严重不足,在这种形势下,计划体制,加上全面国有体制,实行资源的国家开采,从而保证当前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工业化程度极底,就连开矿要用的风炮凿岩机,都才在1950年在东北工业部组织了沈阳机械七厂等企业同时研制才搞了出来,但是生产量很低,根本不够全国使用。

    所以这不是民族资本加入其中就能解决的,事实上改开以后,之所以民营企业带动了工业快速增长,原因是那时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无论技术还是资源,既能买进来又能走出去,而现在除了向苏联等社会阵营买,自己连大规模生产的设备都没地方搞去。

    国家处处都要花钱,处处都很急迫,因此只能捡最重要的地方来做,重工业优先成为了定调,而也因为发展重工业需得开矿,才会紧急研制风炮凿岩机,可就是1950年研制出来了,到了1952年还是远远不够,不得不向苏联采购了—大批。

    钢铁原料产能之所以难以提升,这一切说到底,还是因为开采和冶炼工业水平都很落后,加之矿藏本就不丰富,因此哪怕为了快速提高钢铁产能,国家拼尽了力气,花了所有的招数,到了1957年才将将突破了千万吨。

    看似形势节节攀高,实则这一千万吨已经是绞尽脑汁后的成果了,总理和陈芸对此心中都十分有数,因此在1956年二五计划的制订上提出了‘反冒进’。

    只不过这场‘反冒进’的兴起,实是因为国务院没有根据国家物资供应和资金情况做总体的规划,造成在面对各个地方呈报上来,一片的虚高数据之后,一下子慌了神,而后又没有在基于总体规划和科学决策的原则上,总理直接一杆子插到掉,不分虚不虚高,统统的砍上一刀,大张旗鼓的提出了‘反冒进’。

    而在表述反冒进的论点过程中,还多次警告人们不能实行,主席所说的‘提前实现工业化’的战略,这等于是在反对主席的战略号召,因此主席对应的提出了‘反反冒进’的批判。

    客观的说,总理的‘反冒进’是正确的,主席的‘反反冒进’也有正确的一面,如果连不虚高的指标也直接砍掉,这只能说明工作官僚化。

    而实际情况是,自国务院1954年成立之后,制度建设上严重落后,大量的工作都是‘号召式’的,没有总体规划和政策执行保障,主席作为战略舵手,他本身就不可能负责具体的执行细则,这也不是他的专长,而这些工作就需要国务院来做了。

    但是国(政)务院接到了主席的战略决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动号召再说,其后直接体现到地方就是大干快上,具体要干什么?如何干?如何保障?干成什么样?谁来监督?没人进行战略统筹与规划,如果按照21世纪的观点,这就是盲动执行,是妥妥的官僚主义。

    这样的情况不是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建国初期,大家都没有管理国家的真正政务经验倒也可以理解,后来因为政务院管的实在太多,一度连军事都管,甚至还在管理后勤补充,还能调兵遣将,权力极大。

    五马进京以后,这种局面被改变,54年9月改组成国务院之后,分工明确了起来,只管理政府行政事务。

    不过也许是52年那一次分权之后,一度被搞得灰头土脸,当时名义上虽是连计委都一起统筹,但实际上总理只负责外交和部分政务,计委归了高冈,或者是五马进京之后,许多工作确有来自于伟人直接安排的实际情形,这也导致了一些客观无法进行总体规划与统筹安排的现象。

    但无论怎样说,这么多年下来了,应当对于国家政务有一个基本的规划与统筹思维,还像过去革命时代那样打乱战肯定是不行了,然而这种情况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哪怕是‘反反冒进’之后,还是这个样,并且在‘大跃进’时期更加混乱,更加官僚。

    这也是方叶1953年在京之时,就向领袖集体指出‘科学决策’的原因所在,只是当时方叶也不好直接说这些事情,他作为一个未来的草民,一来就对上面评头论足,没大没小,这算是怎么回事,方叶自认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这点基本的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何况,建国初期,那时乱一点,也属正常,毕竟国家解放都还没有全部完成,此后三年又是抗美援朝,一切军事优先,这种政务上的不足被掩盖了下去,但是随着国家迎来了真正的建设时代,这种问题就很突出了。

    观点对,行动的动机对,不一定就表示没有问题,这件事上最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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