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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姚圭甲顿时愣住了,而刘伟则也在不停的抽着烟,一劲的憋着,生怕自己忍不住笑了出来。

    地委书记傅大璋看着刘伟和姚圭甲的表情,就知道这两家伙心里肯定没别什么好屁,于是便说道:“有话就说,在首长面前吞吞吐吐的干嘛,我看也别38万了,还是40万吧.”刘部长朝傅大璋看了过去,满意的点了点头,姚圭甲长长的呼了一口气,他看向傅大璋,而后目光又落在了坐在对面的方叶,而后才说道:“那个部长同志,傅书记,我们的意思是,这个价是否还要提一提,四十万是不是少了一点,我们不能让国家吃亏呀。”

    “呃…。”这让却是让刘部长愣住了,就见部长同志脸色刷的一下就红了起来,憋了半天,却是一句话也没再说。

    傅大璋见县里让部长闹了一个大红色,顿时也有些下不来台,便看向姚圭甲问道:“县里打算出多少钱?”事情搞成这样,预算底价姚圭甲肯定是不敢说了,毕竟差得过于离谱,于是干脆打了一个对折回道:“县里的预算是一百五十万。”

    “部长同志,您看?”傅大璋看向了刘部长。

    却见刘部长红着脸说道:“这个价已经超出收费指标了,不过同安县有大局意识,诚习为国家建设工作做贡献,我代表建工部表示感谢,但一百五十万还是有些高了,这样吧,算个整,就按一百万来,如果没问题那这件事就确定下来了。”

    “没问题啊,我们听从部长同志的指示。”姚圭甲连忙说道。

    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方叶开了口,他说道:“部长同志,县里除了城建规划和建筑设计,还有古建筑方面的相关筹建工作,同安县对于此次的县城规划和设计工作的要求很高,一百万确实低了一点,不要再提提?”“还提?”这下刘部长是真的有些不好意思了。

    方叶点头道:“这样,就按一百二十万来,部长同志您看是否合适。”

    “这样啊~~”刘部长想了会便笑道:“好,那就一百二十万。”

    此时刘部长心里已经乐疯了,自建工部成立以来,还没有接过这么大设计费用,平时给别的城市出个规划图,设计个大楼,三五万是正常,上十万就已经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了,至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费用,究竟要怎么收,其实建工部也没有具体的标准,因此他出四十万这个价,就是考虑到同安县需要设计的建筑不少才估算了一个价,没想到现在看来自己的价出低了。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同安县与别的地方不同,若是要让其它县拿出一百万的设计费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三四十万确实已经顶天了,毕竟如今西北地区一个中等县,—年的财政收入才两千来万,而同安县财力是一方面,第二个便是这里的市场经济,只是刘部长并没有注意到这二者的区别,这才出现了这番场景。

    第289章 有成绩也有问题

    同安县里建新城的议论沸沸扬扬,这对于这座小城来说,是历史性大事件,当县政府在受到一批又一批老百姓前来询问之后,面对群众的热情似火,县委县政府也没有再遮掩,便决定公开给予了正式的公告答复。——同安县要建新城了。

    与此同时,专家组一行在建工部刘部长的指示下,进行了合并,统一指挥,有国家设计院主导城市规划设计,由建筑设计院主导建筑设计,梁思诚等—众来自青华和南京工学院的学部委员和专家,受邀加入其中,并分成了三个组,各司其职。

    同安县里一片和谐,农业丰收、市场繁荣、民心高涨,而从国家的层面看,面临的问题依旧严峻。

    八月六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最高领袖再度点名批评邓子辉,认为他的‘单干’想法不对,而邓则坚持已见。

    会议上,邓子辉认为:工业可以搞责任制,农业为什么不可以?责任制不涉及到所有制的问题,土地依然归集体所有。超产部分归个人,不是反对集体经济。

    他的这个态度,无疑让最高领袖十分的恼火,他的‘农业发展得从小农经济出发’的观点,更是与整个国家当前的发展规划想违背。

    国家当前的发展重点有二,一是工业发展,二是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之中,重工业排在第一,而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属于两手都要抓,在主席看来,国家必须要一盘棋,每个领域都不能各行其是,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集中资源,保障工业发展的实施。

    但是邓子辉则从农业领域实际情况出发,他反对将合作社从100万个,快速发展到130万个,也不同意现在的农业集中劳动,坚决‘单干’观点,他认为这种做法短期可行,长期则根本无法维持,是违反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谁的观点正确?谁的错误?其实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看待问题角度的问题,主席的角度是‘整体观’,而邓子辉则是‘求是观’,一个讲的宏观格局,一个讲的是局部实际。

    整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要进行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其实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多年的战争破坏,使得农村的生产力极其落后,农耕劳力和工具都严重不足,特别是土改以后,大量的田地划分到家庭以后,一段时间内,老百姓甚至家里连一把锄头都没有,不搞互助合作是不行的。

    而自1950至1953年,三年经济恢复之后,农村地区终于相对平稳了起来,但是农业生产力低下,农耕工具缺乏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改观,所以互助合作依旧在实施。

    随着‘一五计划’的展开,国家开始发展工业,作为农业大国,发挥出农业最大效率的方式,无疑采用‘集体制’是最快速也是最合适的,于是国家又进一步加大了互助合作,搞起了合作社,而这也是合作社由来的关键。

    邓子辉提出的‘单干’能不能提高生产效率,能不能保证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就实际情况看,也必然是可以的,但从整体上看,面对国家农业生产力落后的整体情况,如果全面实行单干,一旦出现不利情况,将极大可能影响国家工业建设,而这是国家所不能允许的。

    苏联通过‘农业集体’实现了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由‘私人农场主’集中农业生产资料,保证了这一目标的实施,因此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依靠农业‘单干’,’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席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些综合因素,因此他才反对邓子辉的‘单干’观点。

    何况中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国家,资源布局又十分不均衡,华东、华中、华南人口稠密,耕地集中,易于耕作产出高,而西南、西北、华北大多地区人口稀疏,耕作条件差,产出还低,这个‘单干’在此时的中国,想全面推行大概率根本行不通。

    还有另一条更加至关重要的原因,1953年,方叶在颐年堂时,就向领袖们解释过,其实无论是‘合作社’,还是‘单干’包产到户,其实都不是粮食产量提高的核心关键,要保证农业高产出,最重要的还是农药化肥、优质的种子及科学种植方式。

    然而,就以现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要完成这些无易于痴人说梦,所以邓子辉提出的‘单干’在某些地区,大概也确实能提高农业劳作的积极性,但是在当今国家统购统销的体制下,如果实行‘单干’农民将极有可能快速返贫,而后便是土地再次集中,出现‘新地主’。

    这不是危言耸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现下集中劳动的模式,确实在一些方面抑制了农民积极性,但在整体上看,这也保证了农业在国家工业化需要,对农业实施剪刀叉的大环境下,农民不至于被压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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