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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叽文学www.wajiwx.cc提供的《我在1949摆地摊_山粉圆子山粉圆子》第625页(第1/2页)
“不行!”傅书记面色一沉:“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收税四个多亿，就给地委四千万?”姚圭甲在新四军那时就是个火爆脾气,他见傅书记要钱还要得这么坦然，顿时也怒了，喝道:“书记，我们能不能讲讲道理,县里的税收要交到省里,我们县以往按定例向地委转移支付10%，全国其它地区也差不多，之前一年收入一千来万时,地委和市里都没说什么，但去年一下子涨了三十几倍，今年又要涨,地委的日子要过,同安县人民的日子就不过了吗?!”碰!傅书记一掌拍到桌子上，他也怒了:“就你们同安县吃肉,庆州市和庆州地委其它地方的人民就该吃糠咽菜!?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大局观!?”“大局是大局，但不是打劫。”姚书记黑着脸将头—偏，不再看傅书记。
“你说什么!”傅书记怒瞪双眼,见这同安县里的一二把手，直接和自己硬干,他被姚圭甲的话给气坏了，抓了好几下才抓住香烟盒，急急从里面抽出一支烟，又点了起来。
他将烟吸了一口，而后语气似是平静,但却带着不容质疑的口吻说道:“一口价,一个亿。”
“哼!”姚圭甲刷的一下站了起来,根本就没接话,而刘伟也‘啊’了一声，他被傅书记说的数字给惊呆了。
“书记,您不能这样啊,这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刘伟到是冷静了下来,他也站了起来,将姚圭甲往下按，准备做做书记的思想工作。
不过姚圭甲却是怒火攻心,他一脚将身后的椅子踢开,只见木椅往后一仰,布当一声倒在了地上，就见姚圭甲怒声质问道:“这到底是党的地委,还是土匪?!”碰!傅书记猛的一掌拍到了桌上,而后蹭的一下站了起来,抬手朝姚圭甲一指喝道:“姚圭甲,你给我老实一点!这钱又不是我要,是为了庆州地区的发展，你想干什么?这钱是国家的不是你姚圭甲的!”“放屁!国务院财政部亲自做的决定，经中央同意，同安和固安两个示范县的财政收入五年内用于地方发展，你傅大璋好大本事，打劫打到我们这里来了!”姚圭甲抬手一挥:“—毛没有!”“你走着瞧!”傅大璋指着姚圭甲大怒道。
姚圭甲更是气急，也便一巴掌拍到桌上,然后指着傅大璋骂道:“谁怕谁!老子同安示范县归省委直管，不过挂在庆州市委之下罢了，老子怕你!?”“你是谁老子!?”傅大璋指着姚圭甲责问道。
“老姚,你冷静。”刘伟见双方吵成这样,今天这事已经搞大了,连忙拉住了姚圭甲,而后便对傅书记说道:“书记，您也消消火，钱的事我们好商量。”
“没得商量。”傅书记先是将手一挥,却是没有一丝退让，不过接下来口吻到是平和了些，解释了起来:“庆州地委这么一大摊子到处要花钱,庆州、池州两市又临长江,去年大水灾多少百姓遭了罪,现在许多地方都还没有缓过来，地方的工业也要发展,这些都需要钱，你们县里条件好了，更要有大局意识。”
“哼哼。”姚圭甲冷哼一声，冷冷的说道:“是大局意识，还是抢劫,我们心里清楚，你心里也清楚。”
姚圭甲这语气口吻,让傅大璋平复下来的怒火顿时上扬，喝道:“你再说一遍!”“老子说一万遍也是这样!”姚圭甲毫不退让。
“老姚!不要这样和上级领导说话，态度要端正,快向书记道歉!”刘伟连忙说道。
“去他妈的!”姚圭甲一甩拉着自己的刘伟，转身就往门口走，临走之前还一脚踹到了椅子身上。
事到如此,向地委转移财政的事是没法谈了，其实话说回来,地委这一次确实太过份了，县级又不需要向他缴税,但市委财政可以向地方抽成或摊派，一般也不会太多，过去在7%到10%之间,遇到特别情况，摊派会多一些，但最高也不会超过20%。
因此，县级的纳税有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国税，这是固定额,不同地区不同，像华东华南地区条件好些，要缴纳12%，这也叫正税,是不能免的;其次是地方的省级财税，一般从县级直接定额;最后是摊派，名义就很多了,省里修大工程，国家的爱国捐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这年月，一个农民到底要缴多少税呢?西北地区正税在7%左右，统购统销之下，农民粮食是定额的,每人260斤，畜牲为350至400斤一年,加上摊派大约在30%左右，而华东华南地区则高得多，苏浙沪皖湘鄂赣粤闽这些地方，粮食定额为320斤左右，其中苏浙地区最高可以留到450斤，各种摊派全部加上，普遍要交30%，最高交到42%。
比如某贫农户有七口之家，四个大人，三个孩子，有水田十亩,亩产350斤，丰年产稻谷六七千斤,按最高七千斤计，其中大人320斤，孩子250左右，留粮1700至2100斤（含家禽留粮150斤）。
而缴税比例之中，国家正税并不高，贫农、中农、富户缴纳比例各不相同,在7%至12%间，其中贫农缴纳比例最低为7%,每亩大约要交十几至二十斤，七亩合计最高不过140斤。
正税之外便是地方税,还有国家和地方的其他摊派,这才是大头，即便是贫农,也要缴纳20%以上,也即该农户最少要缴1400斤粮,如果这些都算下来,似乎生活完全过得下去,事实也确实如此，丰年之下，老百姓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的。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公社化加上统购统销之后，该农户余下的4800斤粮食，扣除最低两千斤口粮,余2800斤，这些需要全部卖给国家，价格大约在0.15元左右每斤,最高可得钱420元,这是华东华南地区丰年贫农一年最高节余。
事实上,还有其它的支出,比如公社里的备荒粮,牲畜粮，公社里的一些公共摊派，一户农民一年下来也就留个两三百元，而这些钱是一个七口之家一年全部可支配收入。
相比于收入,物价则不便宜，一斤鸡蛋三毛左右，肉价也差不离,衣食住行之中，布料这种必须品则更贵,每尺大约三到四毛钱，七口之家，一年一人—套衣服,成年人大约需要十二三尺布,孩子六到七尺，合计费用三十多元,还有鞋子、冬衣等,一年四季,全家人抛除其余一切开支，最低也要支出大约一百元左右。
如果一家人健健康康无病无灾的情况之下，每年存款大约能节余一两百元,若是家中有一个病人，一年吃个三五十元药,加上收成稍欠，则一年存款甚至很难超过一百元,若遇灾年瞬间一无所有，一贫如洗。
其实除了灾年,哪怕是统购统销、公社化，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条件好的地区也还能有一些节余,但后来随着—系列的政策和运动,反右、大跃进、再加上文革,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时长受到巨大的破坏,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按时任湘省省委书记的话说,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其实这事的发生从1955年就开始冒出苗头了，在农业农村工作的发展上,邓子辉与最高领袖就意见不同,一个说慢—点一个是要快,再快,更快，接着从批评开始发展到批判,再到‘右倾’的帽子，邓子辉于55年12月正式离开农村工作部的工作。
1955年底至56年1月，各省上报国务院的56年年度计划，开始再‘更快’的意思下，出现了浮夸风,接到各地报告各的总理和陈芸顿时慌了，决定压一压,要‘反冒进’要稳定发展,结果情况被最高领袖知道了，上来就是一顿怼，搞得二人下不来台。
‘反冒进’由此变成了‘反反冒进’，国务院工作上的失误,开始由批评正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只有反反冒进反右倾,才能更快更好的建设祖国,如此一来,稳定发展的号召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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