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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叽文学www.wajiwx.cc提供的《我在1949摆地摊_山粉圆子山粉圆子》第706页(第1/2页)
培训室里嗡嗡有议论了起来,大家交头接耳的说道:“董事长的意思是,反正这都是一次性的生意,能宰就宰。”
“是啊，反正他们买回去也是抄，那卖一台我们就太亏了。”
“如果那些洋鬼子要买我们的技术怎么办?”“放P，它们想得美，凭啥卖给它们。”
方叶听着下面议论纷纷，不由得一笑，心想:‘抄当然可以抄,无刷电机就可以直接抄，但世界市场那么大,卖不到你们那里,总能卖到其它国家那里,而且价格便宜;而像复印机光感硒鼓这种新技术，当初生产时就已经设置了防泄密的机构,一拆就废,等他们抄出来了,怎么也要两三年,到时华昌又研发出新一代了，怕个毛。''''华昌内部的这场培训只是开始，后面国家对外贸易部和外交部还会进行专门的培训，而国家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像世界展示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只是那里的培训内容与方叶这里不同，官方培训必然是十分正经的,而方叶就没那么多讲究了，他该扒皮国外时就扒，说话也没啥顾忌的。
第330章 从整风到反右
寒冬去尽，燕子归来,去年11月,也就是四个月前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总理考虑到本年度冒进的情况,在讨论1957年的经济计划时,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了大会的支持。
当时的会议上，总理还就发生在欧洲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表了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错误,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也是中国的大会上，第一次从侧面发表对苏联的看法。
波兹南事件即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的波兰波兹南地区的工人大规模罢工事件,原因便是东波兰自二战后的1948至1953年，在苏联的控制下实行了苏联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对于人民的压榨过度,专制体制下人民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民主。
原本较为平和的波兰社会在这一时期，由于采用了专制的手段，社会经济受到破坏，出现了个人崇拜和种种强暴现象等问题,渐渐的人们对于政府失去了信任。
时间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波兰社会迎来了一定程度的解绑，然而这种情况受到了国内保守利益派的阻挠,工人的收入不增反降,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人们的心中愤怒聚积得越来越多，—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随着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波兰社会的火山终于爆发了。
若说波兹南事件还是波兰本国内部处理的，虽然造成了74人伤亡,但至少还与苏联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到了匈牙利的''''十月事件''''时,则完全使得苏联''''臭名昭著''''了。
匈牙利与波兰发生的事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两国照搬了苏联模式,最后造成了人民抗议(起义),但匈牙利面对国内问题时,时任政府第—书记格罗.艾尔诺却直接决定向苏联请求出动驻军镇压,而最终也导致了2700名匈牙利人死亡。
若说波兹南事件还没有对中国国内掀起多大的风浪，那么匈牙利十月事件′传回国内之后,则是引起了一片震动与惊慌，人们猛然发现学习苏联模式似乎行不通了。
个人崇拜受到了人民的反对，苏联体制原本应当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是人民却起来抗议甚至起义,苏联体制下的两国不仅经济发展缓慢,而且还发生了种种暴行,一时间国内不少人开始对苏联模式产生了质疑。
在此情况之下,国家不得出来给予一定的解释，因此才有总理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从侧面发表对苏联的看法。
1956年不是一个平凡之年,不仅在东欧发生了两次震动国际的事件,国内也一样,从1956年9月至1957年春，全国一些城市和农村发生了约一万余名工人罢工，30起共万余名学生罢课请愿,部分农民要求退社、分社以及进京告状的事情发生。
会议结束以后,也即匈牙利十月事件过去不过一个来月,12月4日,主席就在给黄给炎培的书信中指出了区分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这是主席对文化界和工商界释放的信号，他表明，中国不会像苏联和东欧两国一样,采用暴力的模式对待内部矛盾,而是以教育为主。
然而由于''''十月事件''''的影响太坏了，面对国内惶惶不安的形势，主席亲自执笔,开始了给党内党外的一次正式回复，也即发表在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主席在文中正式指出了''''两种矛盾''''的不同:敌我矛盾是根本矛盾,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根本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外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他还指出:‘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主席以此文来正确且细致的对两种矛盾进行了区别。
面对赫鲁晓夫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对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一系列恶劣影响,从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三月,主席、少其副主席，两人分工协作前往全国各地视察工作,不停的就相关的问题,向全国各级政府、各阶级人民宣扬党的理念和思想，成功的缓和了国内的紧张局面。
可以说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过去一年的时间内,中央集体在应对国内外一系列问题上,提出的解决方案与思想，无疑全部是正确的,从这一点上看,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与即将到来的反右扩大化联系起来,因为两者的相差实在是太大了。
然而现实就是这么魔幻，任何人也想不到,仅仅两个月后,1957年6月,随着《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发表,全国立即掀起了一场惊天巨浪，而且整整持续了一年,共计55万知识分子受到了抨击和打击,这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
当然，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反右扩大化自然也不例外,其发生源自1956提的‘冒进，随着中央集体做出的''''多、快、好、省''''的全国施政策略,全国各地都开始了搞浮夸，这给国家生产和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虽然随着三大改造的结束,国家进入了全新的建设时代，但是这股子浮夸之风并没有就此消失,还造成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的一系列人民抗议事件的发生，再加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之风日炙,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央与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在下一年度进行′整风运动′的提议。
这场‘整风运动''''的提出无疑也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当初的''''延安整风′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运动，不仅使得党内外认识到了马列思想的重要性,而且还实现了党的自我革命和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
1957年的国际劳动节当日，《关于整风的指示》一文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五月二日日报再次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一文的社论,向人民解释了进行整风的必要性，一直到这里事情发生得都非常的正常。
只是到了五月四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一切就此发生了变化。
中央原本的想法是请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为此从五月到六月召开了多次会议，会议刚开始大家的发言都还是挺正常的，张奚若、陈叔通、刘斐、邵力子、黄绍纮等人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其中熊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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