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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阁觉得有利,应当实行,但是地方大员觉得不妥,就不会听从命令,或者阳奉阴违,可是内阁却对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内阁想整人,根本整不到,因为吏部虽然挂在内阁之下,但其实是皇帝直管的,地方大员要是参内阁首辅一本,那首辅还得陷进去。

    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作为全国的大管家,总理表面统筹一切,包括中央计划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中组部和地方行政事务,但实际上,总理早明白自己不能真的管,所以他大多时间的精力都放在了外交事务上,因为管得越多,得罪的人越多,死得越快。

    管的结果已经预料到了,不管的结果就是得背锅,因此大管家这个位置,既要能平衡朝政,使得国家不至于过乱,但又不能完全放手不管,所以生存与背锅之间,需要长袖善舞,这非常考验人的智慧。

    为什么历次以来的批斗中,作为国家的大管家,每每都能平安度过,而且除了被批过一次‘没有颐年堂,只有政务院’之后,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再也没受到—次批判?就是因为内阁交了权!——交权保命,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只是曾席圣的日子却是不好过,因为对于他的批斗越来越多,从开始的马仔上场,到了这一日的会议上,一个大人物上场了。

    第372章 纷争(二)

    一九六一年的广州会议和北京会议,因为要审议和部署中印边境军事斗争问题,因此会议比历史上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一直到四月十一日才展开。

    主席南下广州,召集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而刘主席与总理、陈芸、曾席圣在北京召集北方各局负责人与会,两会一南一北,目的是贯彻八届九中会议通过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方针。

    主席并不是一个人南下,而是带了三个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亲身走访与调查,主席发现了公社化过程之中,大队内部和生产队内部的平均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并且写信给刘主席的北方会议,认为应当认真讨论这些问题,不过这封信最后又没有发出,他决定将两个会合并成一个,到广州开中央工作会议。

    然而就在主席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之时,北京的会议却没有广州的顺利,这场会议由刘主席主持,同样讨论农村工作的问题,只是他与总理的发言结束,定下讨论基调没多久,作为负责农村具体工作的曾席圣,将将上台发完言,却并没有迎来掌声,而是又一次受到了批斗。

    会上有人指出:‘过去有人一心要搞‘单干’,这是反对公社化,是公然站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对立面。’随着争论的引起,随即就有人指出:‘应当检讨过去安徽地区农村工作的问题。’更进一步将批斗对象指定到了曾席圣身上。

    一群人就这样毫无顾忌的将一场国家重要的会议,成功的演变成了批斗会,而批斗的对象则变成了曾席圣。

    随着会议上指责的人越来越多,曾席圣的帽子也越来越多,诸如‘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破坏党的总路线’、‘破坏人民公社’‘破坏伟大领袖的公社化运动’、‘党内有一个反党集团’等等,罪名足足有大几十条,要求曾席圣给予解释。

    总理没想到这些人既然敢将之有会议上的问题,引到大会上来公开化、扩大化,但面对这一情况,他为了避免成为所谓‘反党集团’的一员,便选择了闭口,而刘主席并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因此他站了出来,认为这样的指责是不对的,企图将会议扳回正轨,只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刘主席在会上说道:“这次会议是讨论八字方针的执行问题,关于曾席圣同志是否有问题,这不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何况就过去的工作而言,我认为曾同志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的工作,都是取得了良好成绩的,这一点主席也是多次赞赏的。”

    刘主席的话音刚落,与会的人群中,就有人公开站出来说道:“如果他没有问题,那就请他说—说,1953年,他就说农村地区搞‘单干’能提高农业种植积极性,这个话他有没有说过?他还支持富户,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曾席圣你应当解释一下,庆州同安县搞的示范,实行所谓的‘一般性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不是在你的支持下完成的?”?

    “安徽是全国资产阶级大本营,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大头子,现在这个头子进了中央,还要企图在中央搞资产阶级复辟。”

    “他不是一个人,还有人支持他,那么说明中央里可能隐藏了一个资产阶级反动集团,这是有人指挥的!”话风越说越离谱,刘主席见形势完全不对,这是冲着他来的了,于是便气愤的说道:“你们说曾同志有问题,还说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反动集团在指挥,谁是指挥?谁是反动集团?”“谁支持,谁就是反动集团的指挥!”有人是一点面子都没给刘主席。

    这让刘主席气坏了,怒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搞社会主义建设水平如何不知道,但是搞批斗倒是很会来事,你们又是受谁的指挥?!想要批倒曾同志,也要拿出过硬的证据出来,为了批斗而批斗,这是为了党的事业发展吗?我看你们中的一些人就是要搞事情!”总理坐在主席台上一言不发,他见这个事情越扩越大,已经开始向刘主席发动攻击了,为了缓和局势,想了想便说道:“既然同志们想要曾席圣同志做解释,那就请他解释一番。”

    其实刘主席现在也确实搞不清楚,这些人究竟是要搞曾席圣,还是要搞他,如果这只是一个引子,那么他就必须得说话,但是现在总理发了言,将问题重新回到曾同志那里,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时机,于是便决定先静观其变,没在发言了。

    这时与会的康升,见有人超出了批斗计划,要将事态扩大到刘主席身上,便也出来打圆场说道:“刚才有同志说中央里隐藏了资产阶级反动集团,还有人指挥,你们想说什么?要将矛头指向谁?谁是指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康升作为人大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常委,同时还是主席思想出版社的副社长,理论小组组长,属于主席的绝对心腹,他的话一出来,一下子就将事情的范围给控制住了,那些马仔们自然知道,现在还不能将问题引到刘主席身上,于是便又集中火力开始向曾席圣发起了总攻。

    什么叫百口莫辩,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作为当事人的曾席圣被迫出来做解释,他说承认自己说过可以在安徽地区试验责任田这种观点,但是并没有实行,至于支持‘富户’这个观点,确实是当时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不清,他愿意作检讨,但是他从未反对过‘公社化’,更没有反过党的总路线。

    “那庆州同安县搞资产阶级复辟,成立了一大批资本家,这个事情你要怎么解释?”又有人要求他进行说明。

    “同安示范县的成立是中央的决策,我在地方是根据中央指令在执行,所以说我在安徽搞资产阶级复辟,我坚决否认。”曾席圣进行了说明。

    “作为地方省委书记,同县这样一个人口几十万的县城,没有进行公社化,这个是不是事实?你还说你没有反对‘公社化’,反对党的总路线?我看你就是又要怎么解释?”“同安县是没有进行公社化,但实行的是集体化。”

    “同安县是不是搞了责田任制度,进行了单干?这一点你是否要否认?”“同安县是中央确定的示范县,是为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道路,那里的一些行政与政策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曾席圣解释道。

    “你这是胡说八道!是在蒙骗中央!你作为地方书记,这么大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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