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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这个方法在现有理论上是成立的,不过在具体实施方法上,还是没有逃出‘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思维,至少从方叶的观点看,这种方式确实能够在短期内抑制通胀的问题,但无法解决长期通胀问题。

    —个非常简单的经济逻辑,现下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现有体制下,对于所有资源进行了过程的管控,这确实在宏观战略上保障了国家的建设,但是在经济循环上就陷入了矛盾,既要国家战略能完全实施达到目标,又要解决经济上的通胀问题,这根本不现实。

    而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唯有一个办法,国家的经济做宏观层面的结构性调整,国家加大物质生产的同时,减少流通阻碍,市场就是市场,不要人为去限定城市或农村。

    至少在方叶看来,凭什么城市里人拿着票就能买自行车,农村人就不许?同样是经济循环,采用‘一般性市场经济’的同安县就没有通胀的问题,而为什么没有出现?原因就是这里并不限制。

    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愿意花钱,那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同安县的老百姓是富了,于是他们开始建房,这养活了一大批砖窑厂和制瓦厂及泥瓦匠、木匠、工人这种农村百业从业者,而这些从业者有了钱,同样建房买收音机、缝纫机、自行等。

    至于那些厂子,他们有了钱,又开始投入大笔资金,增加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工具,比如同安县的砖窑厂和制瓦厂,就有人开始投入机器生产,新型的制砖机一台就要好几千,加上工人工资、煤等材料的购买,现金流就打通了,这样搞即便国家建设导致通胀,那也是有计划或可控的。

    然而现下的体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的却不是这种政策,国家考虑的是发展不能停,但可以对重工业进行调整,减少一部分过剩产能,但同时又要在另一些方面扩大产能,而为了节约开支,国家又要‘精兵简政’。

    如何‘精兵简政’呢?国家要有计划的减少城市人口,国有企业要将一到两千万工人赶回农村,城市里也要赶一部分去农村(如知青下放等),同时为了提高国家的货币回笼,甚至将四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放开到市场上去销售。

    这就是一个十分矛盾‘既要又要’前后矛盾的应对方式,明明是分配体制造成的经济困境,最后却是用加大分配的方式来解决,这就好比一个病情加重之人,医生不是对症下药,而是用人参鸡汤来给他吊命。

    人参鸡汤是大补,吃的确实有用,但也只能收到一时之效,真正解决的办法,还是宏观决策,市场调控,然而在现下的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体制就是最大的拦路虎,而这个体制涉及的就是分配的问题。

    资源向城市倾斜,能不能解决城市里的供需问题?当然能。可是农村呢?广大农村要怎么办?农村里的老百姓就没有消费需求,没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了吗?事实上,无论是之前的少其采用的政策,还是陈芸后来给出的有效应对政策,农民基本都没有被考虑在列。

    农民在这场政策调控之中,成为了工具人,仿佛农民只需要种粮、交粮,其它的一切都跟他们无关,而这一切自然不是陈芸造成的。

    事实上,自1956年反冒进后,陈芸其实就被放到了一旁,坐起了冷板凳,原因是他的那套经济指导思想与主席不同。

    主席主张的是‘全面掌控、快速发展’,而陈芸主张的是‘全面掌控、合理发展’,陈芸认为不该贪多贪快,而是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来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与调配,这是一个务实的思想,但主席不接受。

    当然,主席也有自己的考虑,国家如果不能快速的发展,怎么来应对苏美两国的挑战?这是生与死的问题,从全局的高度出现,这么做必然要做出一些牺牲,这是没办法的事,是国内现实与国际局势现实的冲突。

    一直到了1961年,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大家找不到好办法了,于是少其将陈芸请了出来,随即陈芸提出了一系列就时下体制来说正确的处置建议,到了这个时候,主席面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也便接受了他的那些建议。

    也正是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产生了争论的原因,这才有了主席前往同安县考察,他想看看搞了方叶那套‘一般性市场经济’的同安县究竟是个什么样。

    很显然,同安县的经济政策是成功的,这给了主席极大的震撼,以至于他在同安县待了整整五天,详细的对整个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如果将一个国家比成现在的同安县,那么这里实行的是与全国不同的经济政策,相当于一个‘经济孤岛’,但仅仅八年的时间,这个县城就已经从过去较为落后贫穷,变成了全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工业发展双第一的全国第一县。

    同安县现有计划经济,但只在宏观层面,而在市场层面,县委县政府只作整体规划,其余交给市场调节,政府的工作也变得相对简单了起来,只需要做好政策支持和引导工作,这套放弃了‘全面掌控’,甚至连老百姓锅碗瓢盆生产都要管的模式之后,不仅物质没有短缺,反而生产量增长了起来。

    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更加简单,市场有需求就会有人生产,比如同安县的新小区某户家庭,因为冬季生煤没有处理好煤烟,导致中毒死了人,接着市场上就出现了新式的排烟管,然后又有人有了新点子,搞了作坊,从华昌的电机工厂批回了电机,回来制造排气扇。

    先不管这个市场有多大,但养活一家作坊的问题不大,又比如,过去大家都用扬掀扬稻子,要不么风箱手摇,又有人点子一动,给风箱上加了电机、轴承和齿轮,硬生生将过去人力改成了电动,改造的费用其实并不低,但富起来的农民有了钱,还真有人愿意整。

    原说这种属于新中国最原始的农民创新的话,那么这种创新在同安县有很多,各行各行有点子的就搞,搞出来就卖,而这带动的不仅是一个县的发展,还为国家消耗了过剩的钢铁产能,对就是钢铁生产过剩。

    1961年全国钢铁生产三千八百多万吨,这么多的钢铁根本用不完,哪怕向朝鲜等国出口、援助了一部分,还是用不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的决策是减少钢铁生产,但方叶却不是这样看。

    在方叶看来,这点钢铁哪里够用,国家需要大量的轴承、汽车、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需要更多的农机,其实不是钢铁过剩,而是钢铁的应用市场没有做起来,而为什么没有做起来,因为当下计划体制下,各种限制,使得想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卖不掉。

    这才有了去年方叶向国家建议,加大汽车生产的原因,要知道1961年,全国也只有三十多万辆汽车,对于一个拥有七亿人口的大国,这点子汽车能干啥用?每年产出的石油和钢铁都用不完,这在方叶看来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事实上是,就目前这点产量,根本就不够全国七亿人用,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老百姓一把锄头用了一年又一年,镰刀、锄头实在没法用了,便两把并一把回炉重造,老百姓其实对于钢铁的需求巨大。

    要知道全国六亿多农民,其中适用于劳动的接近四亿(七八岁就要下田干活),即便只有三分之一的老百姓要更换,一人一把新链刀,一把镰刀用铁三百克,就需要三万吨钢铁,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钢铁用量。

    如果说这个还不足以用光这点钢铁,那自行车、拖拉机这些钢铁用量不会少吧,可历史上从1960年到1979年,整整19年间,全国自行车产量只有7902万辆,为啥会这样?不是国家钢铁不够用,也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政策限制。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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