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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叽文学www.wajiwx.cc提供的《我在1949摆地摊_山粉圆子山粉圆子》第1309页(第1/2页)
‘投机倒把’这—称谓早在49年或更早前就有了，但是正式确定为罪名,还是49年之时,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规定，囤积居奇为投机，玩弄价格为倒把;50年中央贸易部也做出了规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企图暴利者’为投机商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投机倒把逐渐政治化，已不是简单的犯罪,而是政治罪行,因此以前个体商的批发，完全来自行供销社批发公司，国家在全国每座城市都设有供销批发总公司。
中央总供销总公司由供销社合作社总社统一管理，省设省级总公司,然后是地级和县级设批发公司，如此一来形成了中央、省地县四级管理,垄断了全国的商品批发，这可不是小生意,是一块大大的肥肉，滋滋冒油的那种。
然而自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国有工厂正式开放五大行业民用产品个体订单以后，市场就悄悄出现了变化，但一九六八年的变化还不明显，毕竟一个新政策出来，到它被全社会接受这中间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从一九六九年开始，随着个体商人摸清楚了中间的门路后，情况就变得截然不同了，在他们看来,哪怕国有工厂的订购价比供销社贵,但他们依旧划得来,而且利润空间非常大。
还是以一包缝衣针举例,同样25根，个体商过去的总利润就恒定在两分钱，有些为了促销会卖得更低,甚至只有一分钱,但现在不同了，三分钱从工厂订购来,从三分到八分,这中间有五分钱的利润,换成任何一个数学计算水平正常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个体商会计算,老百姓同样会计算,你国营商店或供销社一包针卖八分，人家个体户私下批发卖六分或者五分，单售明面上也是八分，但是买一包人家送五根,你让老百姓怎么选?
那么问题来了，国有商店或者供销社降价行不行?答案是不行,因为价格是国家指定的。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后，国家的商品价格是统一的,统一的批发价，统一的销售价。(各地区不同价格略有不同，但每个地区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商的价格也不能随便卖，一包针国有商店价格八分，你就得卖八分，卖七分那就是犯法，但商人有商人的办法，他们为了与国有商店、供销社抢生意,我一包卖八分，但是一包赠送别人几根,这不犯法吧。
此前对于这种漏洞,供销社当然知道，不过影响不大，毕竟商人卖得再多，他们的批发货源始终在自己手中，就算自己零售少了,但是批发就找补了回来,且销售量比此前更多，不仅没啥损失反而赚得更多了，所以当然就默认了这种行为。
不过现在不同了，国有工厂开放订单后以后，个体商可以直接向工厂订购,这一下子要了供销社的老命,无论是地方供销社还是国营商店此前都是靠垄断被动销售,但人家个体商不仅主动销售,价格还便宜。
杜逢民主任是苦水一顿倒,都怪那些无恶不作的奸商的啊，是他们哄降物价，导致商品市场价格体系被破坏,供销社和地方国营商店搞得是生意都做不出去了，对于这种投机倒把、公然抢国家利润的恶劣行径，必须要坚决彻底的予以打击。
只是他的话说了半天,总理却是并没有予以支持,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如果放在以前这恐怕确实是一个恶劣的行径，甚至要上升到国家高度进行政治打击，但是自从他认真的看完市场机制的相关经济学书藉,又与张培刚、方叶等人讨论过相关问题后，认知已经完全不同了。
问题不在于个体商人身上，只要他们不是囤货居奇、哄抬物价，那么在市场价格竞争机制下，这种情况就必然会出现，新中国刚解放那会儿，商人是哄抬物价，现在人家是哄降物价,那么问题来了，物价降低了是好是坏?
很显然,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物价在正常的价格范围内波动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缝衣针出厂价一包三分，个体商无论是私下非公开的五分或六分批发，虽然就法令条例上面来说确实是违令违例了，但这同样不是个体商的问题,而是过去的相关法令条例存在问题。
同时,这也在说明，过去全国国有化下的价格机制是不正常的,这个话早在两年前,方叶就向总理说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要么高估要么低估。
就以缝衣针来说，它的市场价格就是高估了，两分五的出厂价，全国统一销售价却是八分，其价格高于出厂价两倍有余，这个价格根本不合理，这世界上哪有200%利润率的?纯纯就不符合经济逻辑嘛。
从另一个方面说，作为—种时下的民用必须品,老百姓家里缝缝补补，针头线脑根本少不了，而在必须品上加以不合理的价格，那么这样的价格就是对老百姓的变向剥削。
这样的商品还不少，比如小号搪瓷茶缸一元一个，相当于四斤多大米，是中等农民家庭,年总收入的一到二百分之一，是一个农村劳力月开支的二到三分之一，能买二尺四寸布，够给小奶娃缝套夏衣了。
因此，以当前人民币在国内实际价值,缝衣针一包正常零售价应当在三到五分，小号搪瓷茶缸不应高于五毛，水瓶不应高于五元，普通热水瓶二到三元是合理价，但现在仍旧再卖七八元（(比此前降低了二三元)，相当于六十多斤大米，仍旧离谱。
比如，农村家庭富裕之家孩子结婚时陪嫁两个热水瓶,还得在上面绑上大红花，摆在显眼的地方,这不是来搞笑的，要知道印花的铁制热水瓶，一只十几元，高级的得到二十多，妥妥的高级工业品,不是一般人家能买得起的，至于三转—响，那是城里富裕人家才配置得起的。
只不过相比起以前,现在无论农村还是城里,这种富裕的家庭越来越了，所以市场上的零售商品和普通工业品销量比以前要好,但这不表示价格体系是合理的,相反的十分不合理。
过去两年来,国家要做的调整，就是逐步打破这种非正常的价格体系，但是直接从源头的生产物料下手显然又不合适，主要是损失太大,那么就只能引入销售市场价格竞争机制，这—做法的主要好处在于，在生产端价格相对不变的情况下，促使销售市场价格变化。
而向个体商开放国家工厂订单就是最直接的举措，将原本处于国家全面垄断的销售推向市场，由他们间进行相互竞争，这一竞争有得利方是国有工厂和老百姓，次利方是个体商，而很明显国有商店和供销社如果没有好的应对措施,那么必然会在这轮竞争中损失惨重。
除此之外，—九六九年开始,国有企业也开始要面临民营企业的竞争了，不过这个过程没有供销社来的这么迅速,毕竟现下民营企业才刚刚开始发端,生产资料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民营企业想要对国有企业构成挑战还不现实。
一九六九年，全国新增民营企业(不含庆州地区)，共655家,全国平均三到四个县才一家，这些民营企业多数都是此前公私合营时的股东，他们手中有国家分红利息的钱，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个体商爆发户，这些人完成了首轮原始积累，拥有创办企业的资金。
谁得利谁支持,谁失利谁反对,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总理自然也知道,但是国家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计较国有经营单位一时的得失,这个政策的背后更宏观的目的,是为了向全民进行一轮利益分配。
过去这个分配得利的利益主体是国家和工人阶级，城市普通居民、手工商业者、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外，甚至农民是所有阶级中,被单方面收割的一方，粮食价格低、义务劳动多、工商业品消费还要被收割一轮,对于全国农民来说,其景象可谓惨绝人寰。
然而，一个现实情况是，这种收割,割到了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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