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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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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翻身的机会;打了胜仗,立功受奖,一路升迁。他有一个习惯,凡事先要请求胡总督、俞总兵,从不飞扬跋扈、擅作主张。当有官场冷箭飞来时,胡总督主动为他遮挡。

    他的这个良好习惯,完美地复制在他的满朝人脉上,让他屈伸自如。兵部派来的官员,朝廷派来的御史,他都待若上宾,请客送礼。所到地方,先去拜码头,吃喝一通,再认认“兄弟”。就是对部下,他治军严酷却并不呆板,不断拉起自己的死党——这些小石头,他知道堆起来也是一座“山”。

    戚继光同样以复杂的眼光看待胡宗宪。戚继光的光芒盖过俞大猷,起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这年四月,胡宗宪获悉倭寇逼近浙江沿海,他给俞大猷的命令是:阻止倭寇靠岸就行。结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倭寇掉头去了福建。都察院监察御史李瑚认为胡宗宪以邻为壑,纵敌逃窜。胡宗宪大为紧张,又深为狐疑,最终得出结论:是俞大猷出卖了自己。于是上下其手,把责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

    ——戚继光明白了,一棵树上上吊,迟早会真的吊死。在与胡总督产生不了利益冲突时,他是一座“靠山”。当自己的地位一天天接近胡总督时,这座“靠山”很可能就是压倒自己的大山。

    俞大猷奇迹般地复出,戚继光醍醐灌顶,他很快打听出,是“老领导”俞大猷攀上了严嵩这座“靠山”,尽管这实际上是俞大猷的朋友陆炳所为。戚继光意识到,自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官场“鸳鸯阵”,从此主动进京“跑部”,以酒桌为战场,在兵部扎下了根。

    在京城,戚继光还准备了充足的银两,试图结识高拱——戚继光看什么都具有战略眼光,高拱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人。但高拱这个人嚣张、孤傲,戚继光没有联络成功。戚继光退而求其次,与高拱的副手,时任国子监司业(约等于中央大学副校长)的张居正攀上了。

    戚继光的眼光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日后的时局变化虽有偶然,但张居正确实如日中天。胡宗宪日后身败落马,只有他如意从前线回到了京城。奇怪的是,离职时的戚继光,“领将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

    别的不说,戚继光巨额俸禄与奖金都到哪去了呢?

    十、英雄试金石

    戚继光离开福建去北方赴命,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十一月。新皇帝明穆宗朱载垕,性格仁慈宽厚,信用大臣,其当政六年,采取解除海禁等一系列新政,南方紧张局面明显缓于北方,戚继光也由此开始了他新的使命。

    这一去,便是十六年。而这十六年,既是戚继光新的事业期,也是他与张居正的蜜月期。这时的戚继光与张居正交往已有十年。戚继光东南抗倭功绩不时震动朝野,张居正担任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讲官时,曾与裕王谈论起戚继光。穆宗对戚继光有着良好的印象,这也是戚继光后来事业有成的基础。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明穆宗准备到天寿山祭祀,因安全问题未能成行。蒙古诸部军队屡次突破九边防线,造成京师附近形势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奉诏北上参与边务。戚继光到北京任职,是借了徐阶之力,与张居正没有直接关系。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十六年,戚继光最引人注目的是完成了三件事:训练部队,建立车步骑营,修建长城敌台。这三件事无疑是大事,有效地解决了明军的作战能力、军事协同与军事防御问题。只有一件,也是功勋。

    三件大事,戚继光是怎样做到的呢?张居正至少帮助他解决了三大问题:职务问题、权力问题、工程建设问题。

    职务是建功立业的基础,有位才能有为。权力的有效性,还需要不受掣肘与干扰。修筑敌台属于特大重点工程建设,蕴含着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一个项目建起来,往往有一批官员倒下去。戚继光顺利地完成了三件大事,毫发未损,张居正是他的护身符。

    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戚继光到达京师。待命在家,戚继光知道是要来做大事的,便上《请兵破虏四事疏》,提出自己的边防策略。但效果适得其反,引发一些官员的猜忌与非议。任命下来时,戚继光只是个禁军神机营副将,也就是他爹当年的位子。

    戚继光的失落只维持了几个月。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穆宗升兵部侍郎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两个月后,在谭纶的推荐下,戚继光以都督同知衔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

    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精研兵法的徐渭,曾纵论天下名将:嘉靖以来,武将堪称杰出者惟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三人而已。很长时间里,谭纶都是戚继光的领导,谭纶与张居正交往亦深。

    为了戚继光的职务,张居正和谭纶进行过几番讨论,在《与蓟辽总督谭二华》和《与蓟辽总督》两封信中,可看出张居正为戚继光事权而用心良苦。张居正争取到了明穆宗的支持,戚继光才有了创业的平台。

    戚继光准备大显身手,巡抚刘应节、巡按御史刘翩、巡关御史孙代等群起反对。文官的节制,是明朝制度的设计,不排除有权力的争夺。但这场节制与反节制的斗争,胜出者同样是戚继光。《明史》载:“穆宗用张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纶,而谕应节等无挠。”张居正协调了兵部与都察院,由穆宗拍板中止了这场争执。

    在排除文官的干扰后,武将内部的权力分配又出现了新的纷争。戚继光名义上总理三镇兵务,然而三镇都有总兵分别统辖,号令则无法统一。张居正再次游说明穆宗,最后蓟州总兵郭琥等走人,戚继光便为总兵官,复进封为右都督,事权得到高度的集中。

    除了练兵,戚继光着手修整边墙,修建空心敌台。《请建空心台疏》中,戚继光提出的计划是新请三千座。这是十足的“国家重点项目”,兵部为此讨价还价,朝堂上更是充满非议的声音。但建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建则是考虑国家的财力。戚继光此议一出,立刻“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祸,政府诸公亦惧而求罢”。就连谭纶都感到担心,他甚至打算就此辞职,免得惹祸。

    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居正又一次支持了戚继光。张居正描述道:“台工之议,始终以为可行,确然而不摇者,惟区区一人而己。”为了解释修筑敌台的好处,张居正“因机解惑,舌几欲敝而唇几欲焦矣”。在张居正的劝说和影响下,明穆宗决定支持:“修筑墩台己有明旨,纶宜坚持初议,尽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挠者,奏闻重治。”在张居正的支持下,谭纶、戚继光仅隆庆三年(1569年)即“筑成敌台四百七十二座”,隆庆五年全部完成。蓟门从此固若金汤,戚继光获封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

    戚继光的功绩,与张居正的保护和支持密不可分。张居正在归葬父亲时,为使戚继光安心事务免遭掣肘,任用自己的门生梁梦龙为蓟辽总督。平时有遇戚继光书信前来,张居正的府邸“虽夜中开门递进”。《明史》载:“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张居正十六年一以贯之支持戚继光,公允之言是其器重戚继光的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有助自己的“相业”,并非希图钱财上的回报。张居正身居高位时求贤若渴,对人才“虽越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

    但戚继光对张居正的尊崇,则包含着刻意的成分,目的则是“立功扬名,保位免祸”。戚继光每次给张居正写信,都非常谦卑地自称“门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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