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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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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患病,也被汤若望治好。这些都使皇太后对汤若望心生崇敬,并尊其为义父,而顺治帝也尊称汤为玛法,即满语祖父。顺治临朝后,对汤若望更是礼遇有加。除了加官晋爵,恩赏不断,还经常召汤进宫,或亲临馆舍,与之交谈。顺治帝是一个勤学的皇帝,由于年幼娇养失学,临朝后发愤苦读,五更起读,至晚不辍,前后九年,几曾呕血。在与汤若望的交往中,他经常向汤若望请教天文、历法等方面的问题,并征询有关军国大事方面的意见,双方来往密切。考虑到汤年事已高,顺治不仅免除他君臣跪拜之礼,还专门为他备下一个舒适的软椅,而汤若望每每进出宫廷也“有如家人父子”一般。汤若望一度还想劝说顺治皈依天主教,但未能成功。

    这些礼遇和厚待,除了个人之间的感情和信赖之外,也与清初宽容的宗教政策不无关系。满族信奉萨满教,但入关以后,对汉人的佛、道、儒三教并不排斥,允许其与萨满教并存。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说,清初顺治、康熙对天主教并不认可。顺治帝看过天主教书籍后大不以为然,认为荒唐悠谬之说,无逾此书。康熙也说过此类的话,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对天主教采取宽容的态度。

    由于受到清皇室的礼遇,汤若望在清初的地位一直受到重视,他的意见甚至对皇帝本人也有影响。杨光先在文章和奏疏中多次说到“邪教之力如此重哉”,以至于“举世学人,不敢一加纠正”,“事关万古纲常,愤无一人请讨”,他要“不惜齑粉”“忿不顾身”云云。这些话虽有夸大成分,但也并非凭空所指,从中亦可见汤若望的影响之大。

    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两次参劾虽然失败了,但杨光生并未罢手,一边四处活动,积极准备,一边等待时机。这期间,他又一口气写了多篇排教文章。从收入《不得已》的文章篇目看,有《与许青屿侍御书》《选择议》和《孽镜》等。这些文章与他前期写的文章一脉相承。在《与许青屿侍御书》中,他对《天学传概》一书全面批判,声罪致讨。《传概》是一本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由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所著,后经李祖白润色,并以他的名义印行出版。李祖白,字然真,系天主教徒,教名约翰,官至钦天监监副,是当时公认的中国最有才华的天算学家。书中提出天主上帝,开辟乾坤,天下万国尽是德亚国(古犹太国)之子孙,这引起杨光先极大愤慨。他认为,如果耶稣为天主,那么在他出生之前,即中国汉哀帝以前则为无天之世界吗?而我中华祖先尧、舜又被置于何地?我大清之天下来自于三皇五帝之正统,如今竟成了“邪教之苗裔”?这不是“谋叛本国,明从他国”吗?至于皈依西教,不得供奉祖宗牌位,更是非圣之文,毁我周孔礼教。“如此妖书,罪在不赦。”杨光先对此非常气愤,文中多次出现“祖白之胆何大也”“祖白之头可斩也”之类的激愤之词。

    《传概》刊行时,书前有一篇许青屿做的序言,对天主教大加赞赏。许青屿是顺治朝进士,官至御史,为清初名臣。由于许青屿名气很大,“此序出未二月,业已传遍长安”。杨光先对此极为不满。他在文中公开向许叫板,指责他身为圣门贤达,天子谏臣,居然对于这样的妖书,不发竖眦裂,掷书于地,反倒为之作序,这是不尊孔孟,得罪名教,必遭后世唾骂,而先生之名也将累于一序。后来,康熙四年(1665年)排教案发生时,许青屿因此序受到牵连,不过有后世学者考证,《传概》之序系伪作,并非出自许青屿手笔。这已是另外的话题。

    《与许青屿侍御书》系杨光先这期间所写的一篇重头文章,而同一时期所写的《孽镜》和《选择议》也值得一提。《孽镜》主要火力集中在攻击西洋新法上。比如,他嘲笑新法把大地说成一圆球,上下四方布列国土,虚悬于太空之内。照此说法,地球上边的人和地球下边的人岂不要脚对脚了吗?这样的荒唐之说竟然也能骗人,因此他要像高悬照妖镜那样,以照出“新法之妄”。不过,从今天看来,由于对近代科学缺乏了解,加之思想上的对抗,此文东拼西凑,词不达意,多处暴露了杨光先的无知和可笑。

    至于《选择议》则是拿荣亲王的葬期说事,认为阴阳五行之理,相克相化,用对了凶可化吉,用错了则吉反变凶。荣亲王之命属火,以水为杀,应选二木生旺之月,避水克火,“此化难生恩之法也”。可现在所选的葬期犯了三杀:月犯生杀,日犯党杀,时犯伏吟,四柱无一吉者,不知依何书何理而选?幸好用在葬数月之王,若用之宦庶之家,“其凶祸不可言矣”!这篇文章篇幅不长,言辞也不激烈,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却成了后来扳倒汤若望等传教士的重磅利器。这是后话。

    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前后四年有余。这期间,杨光先虽然没有上疏,但对西教展开的持续猛烈的思想舆论攻势从未停止。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背后支持他的有朝廷高官、太监、士绅阶层以及钦天监中反对汤若望的势力。这股力量十分强大。他们彼此呼应,不断地制造事端。顺治元年(1644年),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的谕旨下达后,竟被礼部扣压不发。直到第二年,顺治皇帝发现汤若望的奏疏中没有署上监正的头衔,经查发现是礼部从中作梗,立即予以严斥,礼部这才不得不办。对于皇上的谕旨居然也敢阳奉阴违,抗旨不发,原因就在于礼部尚书恩格德从中作祟。

    恩格德是一个痛恨西教之人,而钦天监直属礼部管辖。恩格德对汤若望的任命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汤若望到任后,公正严厉,对礼部并不言听计从,这使恩格德十分不快,不久又因荣亲王葬期之事双方撕破了脸,闹到了最高层。这事的起因是礼部误用时辰(将辰时误用午时)从而导致荣亲王未能在吉时下葬,这就犯了大忌。荣亲王是顺治第四子,生下三月而薨,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不过,这个早夭的皇子来头却不小,他的母亲就是顺治帝的爱妃,死后追封为孝献端敬皇后。说起孝献端敬皇后,一般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一提到董鄂妃,知道的人就多了。她是顺治帝最宠爱的妃子,民间有许多关于她的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她原是江南名妓董小宛,但这个说法并无根据。《清史稿.后妃传》中说:“孝献皇后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顺治帝对董鄂妃的宠爱,史料中有很多记载。说她初封贤妃,一个月后晋皇贵妃,顺治帝还为她的晋封大赦天下,死后追封为皇后。所谓“眷之特厚,宠冠后宫”,毫不夸张。董鄂妃死后,顺帝痛不欲生,差点自杀,后来传说顺治出家也与此有关,可见对她是一片痴情。

    董鄂妃生下的唯一一个儿子就是荣亲王,虽然产下数月便死去,但为了安慰自己的爱妃,顺治帝仍追封这个不幸的王子为和硕荣亲王。亲王加“荣”字极为高贵,在清代十二等封爵中列为头等,有清一代也只有两位亲王获此殊荣,而这个早夭的荣亲王就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顺治帝还下令为其建造了一处规模宏大的亲王园寝。这一切,当然都是看在他娘的面子上。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顺治皇帝如此看重的事,葬期却被搞错了。按《汤若望传》中的说法,搞错葬期的是恩格德,他擅改下葬时刻,并谎称这是根据钦天监选定的时间。这件事的后果相当严重,因为按照风水学的说法,死者在吉时下葬,关系到子孙永享荣华富贵,兴旺发达,反之则会灾祸无穷。

    可怕的是,这个说法似乎得到了验证。因为荣亲王下葬不久,董鄂妃便一病不起,驾鹤西去。更糟糕的是,四个月后顺治帝也随之病薨。这种不吉利的事情相继发生,随着误用葬期的事被揭发出来,事情的性质便变得极为严重。恩格德为了逃脱责罚,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了钦天监,声称是他们误报了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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