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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叽文学www.wajiwx.cc提供的《清朝大崩溃（出版书）》第4节(第3/5页)
看这阵势，都吓得闭上嘴巴，不敢再劝了。
于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进行下去。
可捻军并非老鼠。他们也不是吃素的，瞅准了机会便会反咬一口。他们常常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利用有利地形，出其不意，突施冷拳。不打则已，一打便是正着。等到清军大部赶到时，他们又倏忽而去，再次不见踪影。如此一来，僧王爷疲于奔命，吃尽了苦头，一败邓州，再败南阳，三败鲁山，损兵折将，死伤无数。
朝廷非常失望。两宫有一次召见恭王爷，问起战事。
太后说：“听说僧王又吃败仗了？”
恭王答：“正是。”
太后说：“蒙古马队不是厉害吗？为什么灭不了捻匪？”
恭王答：“捻匪极其狡诈。”
太后叹了一口气，说：“僧王还有这个能耐吗？”
恭王无语。
于是，便有了调用曾国藩的打算。
其实，朝廷原先并不想调用曾国藩。同治元年（1862年）以后，湘、淮军渐成气候，曾国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朝廷隐约感到了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希望培养满蒙亲贵的势力，以此达到与湘、淮军的平衡。和春、向荣先后死去，当时朝中有实力、有威望的满蒙将领所剩无几。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僧格林沁，一个是胜保。可这两人中，无论军功和地位，后者都无法望前者项背。因此，朝廷蓄意扶持僧格林沁。同治元年（1862年），命他以钦差大臣节制五省兵力（比曾国藩还要多一省），就是要拿他制约曾国藩。而一向傲慢自大的僧王爷也从没把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放在眼里。他曾放言说，若论战斗力强弱，“皖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为下”。这明摆着是在贬低老曾。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后，对于清王朝来说，形势一片大好。尽管捻军还在扑腾，但在当权者看来不过是小鱼小虾，已不足为患，一鼓荡平，只是早晚之事。相反，倒是曾国藩的湘、淮军羽翼渐丰，成了一块心病。因此，天京一破，朝廷便开始了大规模裁军，其重点当然是要撤裁湘、淮军。然而，对于僧格林沁的部队不仅不裁，反倒不断补充增加，其用意不言自明。
可是，僧格林沁太不争气，北方捻军越闹越大，他却束手无策。朝廷打算派曾国藩前来，这让他深感脸面无光，而最气人的是，曾国藩的话还说得难听。他说，湖北已有僧格林沁和湖广总督官文两大钦差，再派他去，实无必要，且三个钦差“萃于一隅”，岂不要让“贼匪”轻视？言外之意，一是耻笑僧格林沁和官文无能，四百里内两大钦差，厚集重兵，却拿捻军毫无办法；二是真要我去也行，另两位得走人，否则三大钦差挤在一块，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哩!
僧王简直气坏了!可气归气，现状却无法改变。就在朝廷欲调曾国藩时，捻军已离开湖北，一阵旋风似的刮向了河南。接着，他们又在河南接二连三地重创了僧格林沁所部。1865年3月间，捻军忽然北上，由黄河故道进入山东，数日之内便穿越曹县、菏泽、定陶、郓城、巨野、济宁等地，直逼直隶边境。朝廷下诏痛责僧格林沁无能，说他“玩寇纵敌”，任捻北来，僧王爷一肚子委屈，却有苦说不出。
为了挽回败局，他下令穷追不舍，一心要找到“捻匪”与之决战。从3月底到5月初，僧格林沁率部从河南追到山东，又从山东追到河南，之后再由河南追到江苏，再由江苏追至山东。短短一个多月，狂奔数千里，经常是一昼夜追赶一二百里。马队快，步队每追不及，疲困之极，累死者达数百人之多。
就这样，僧格林沁仍嫌速度太慢。他下达死令，马不停，人不歇，非得追上捻军不可。至于他自己也够以身作则，每日“寝食俱废”。有时累极了，便在道旁小憩片刻，“饮火酒两巨觥”，喝下后接着上马再追。有笔记称，僧王日夜追敌，常数十日不离马鞍，手累不能抓缰绳，便用布带将手捆于马上。其求胜心切，由此可见一斑。
可是，人毕竟不是铁打的，马也不是铁打的，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但僧王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从好的方面说，他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忠于职守，骁勇好战，可有勇无谋，跋扈鲁莽，尤其是缺乏科学态度，却是致命弱点。曾国藩早有预见：“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他的话不幸言中。
1865年5月17日，疲惫不堪的僧军追至山东曹州，在菏泽高楼寨一带遭到捻军伏击。数万捻军主力呼啸而起，三路掩杀。清军迅速溃败。当天夜里，僧格林沁率少数亲随，冒死突围，此后失联。第二天早上，人们才发现他的尸体躺在麦田里，“身受八伤”。据杭州将军国瑞报告称，僧王是在激战中被长矛刺中坐骑，坠马落地，被贼匪所害。其阵亡处在曹州府城西北十五里，地名吴家店。而指挥这场伏击战的就是鲁王任化邦和小阎王张宗禹。
高楼寨一战，不仅葬送了僧格林沁，而且也使他的王牌马队毁于一旦。捻军声势大张，兵锋迫近京畿。清廷闻报，异常震撼，紧急调整剿捻方略，谕令曾国藩前往督师。
曾国藩到任后，根据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归纳总结出了捻军的活动特点，即“打圈圈之法”，然后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套作战方略。其要点为：以静制动。你捻军不是能跑吗？好，你跑我不跑。我重点设防，先把你围起来，然后再加以剿灭。用他的话说，这叫“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
具体做法是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豫北、皖北、苏北、鲁南四省十三府重点防守，然后将这些点连成一线，形成一个大口袋，将捻军装在袋中，逐一消灭。
这一想法固然是好，可实施起来难度却很大。首先它需要四省督抚驻军齐心合力，同心同德，否则一点突破则前功尽弃。
然而，各地督抚守将各怀私心，谁也不愿牺牲地方利益。于是，各自为政，任由捻军纵横自如。时间一长，久而无功。朝廷急了，便开始追究责任。可是，各地督抚又把责任推给曾国藩，说他消极畏敌，未尽职守。他们还拿他与僧格林沁相比，说什么僧王爷再不济，人家鞍马劳顿，没功劳还有苦劳，而今他曾大帅倒好，安居徐州，风不吹雨不淋的，倒是气定神闲，可捻匪却愈加猖獗了。
面对无端批责，曾国藩大呼冤枉，可他一张嘴说不过多张嘴。面对腾章四起，谤议盈路，不禁大感头疼。
为了改变局面，他不得不对原先的战略加以修订。即在重点设防之外，增设运河、沙河与贾鲁河防线。曾国藩认为，贾鲁河、沙河是捻军闯入山东、皖北必经之地，只要扼守住这道防线，捻军的行动就会受限，然后，“各分汛地，层层布置”，便可渐逼渐紧，最终把捻军驱逐至豫西山多田少贫瘠之处，加以歼除。
应该说，这一方案比先前的方案改进了不少，也更加完善。但是，你想得好不等于做得好。计划再好也得人来执行。就在曾国藩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将千里长堤修筑起来之后，一天夜里，捻军大队突然冲破开封以南防线，向东奔突而去。守护堤防的河南防军几乎是一击即溃。千里长堤，铁壁合围，转瞬化为泡影。
计划再次受挫，于是抨击之声又起。就连李鸿章也对这一做法的可行性表示了质疑，甚至讥讽这种“修墙筑堤”之法，说是“闻者皆笑其迂”。他还写信给刘秉璋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然遇见公等知音了。这话显具挖苦之意，虽是对刘秉璋说的（刘为河防之策的热心筹划者之一），实则却是暗讽曾国藩。
面对这种局面，曾国藩一筹莫展，又气又恨。在给曾九弟的信中，他无奈地表示，数万大军“想与敌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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