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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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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5日,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从他光绪十年(1884年)抵台督办军务始,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革职离任,前后六年多时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六年。这六年里,他抗法保台,在台湾全面推行自强新政,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他原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实现他的宏伟蓝图,可是不到六年,他便不得不辞官离开这块他曾寄以希望、付出极大心血的土地。

    刘铭传一生多次撂挑子,史料称他“凡五进,而辞退十有八焉”。这其中大多是托病泄愤,以此表达心中的不满。而这最后一次辞官,却是真正伤了他的心。

    刘铭传是合肥西乡刘老圩人,办团练起家,后加入淮军。他家境贫寒,兄弟六人,其排行老六,小时因出天花,脸上留下麻点,故有“六麻子”的绰号。这个绰号听上去很不雅观,但刘铭传并不忌讳。民间相传,有一天,他的夫人陈氏正在作画,刘铭传在一边看得高兴,便提笔助兴,在上面画了一些梅花,并随手题下一首诗。诗云:

    圈圈点点又叉叉,

    顷刻开成一树花。

    若问此花何人画,

    大潜山下刘六麻。

    俗话说得好,人如其名。刘六麻子生性粗犷,桀骜不驯。年轻时贩过私盐,十八岁时就杀过人。从一些记载看,他长相短小精悍,面色刚毅,声若洪钟。与人相处,从不迁就,稍有不合,便拂袖而去,每逢争执,更是面红耳赤,毫不相让。即便在高官权贵面前,也不失本色,依然故我。李鸿章是他的老上司,对他恩重如山,但他从不巴结,遇到不如意的事,一言不合,照样顶撞。有一次,李鸿章做寿,别人纷纷送上重礼,唯恐落在他人之后,只有刘六麻子按合肥乡俗送上两斤寿面、两条方片糕,并附诗一首:

    时人个个好呵泡,

    鸡鱼肉蛋整担挑。

    惟有省三情太薄,

    二斤挂面两条糕。

    李鸿章看了,不以为忤,反倒深爱其才,对他多方呵护和提携。据说,曾国藩第一次见他后对他评价甚高。那是淮军刚建军时,领导接见,于是众人在李鸿章的率领下早早来到大帐恭候。可是,左等右等,过了半天,领导始终没露面。在场的人,包括李鸿章在内,都静候于客厅,默默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可刘六麻子却耐不住性子,心里的火气直往上蹿。最后按捺不住,终于跳起脚来嚷道:“要见就见,不见便罢,再不来老子就走啦!”

    此时,曾国藩正在屏风后偷偷观察。事后,他对李鸿章说:“脸上有麻子者,帅才也!”曾国藩没有走眼,刘六麻子后来果然成了淮军的一员猛将。他勇武剽悍,充满血性,所部之铭军,更是淮军之劲旅。

    然而,清代重文轻武,提拔封疆大吏,更是讲究功名。可刘铭传不是科班正途出身,只读过几年私塾,尽管靠战功一路升迁,年未三十而提督畿疆,但在“右文左武”、文人治世的环境下,提督虽然也是一品大员,地位却远不如文官,而且武将当到提督也就当到头了,要由武转文,位列封疆,简直难上加难。虽然李鸿章有心提携他,屡次举荐,均未能如愿。为此,刘铭传意见很大,曾做诗发泄心中不满:“盛朝修文不用武”“文章两字误苍生”“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如此种种,可见怨气极大。当然,要说刘铭传迟迟得不到提拔,全怪客观因素那也不对,就其自身而言,责任也不小。

    刘铭传作战勇猛,且谋勇兼备,这是他的优点;可他桀骜不驯,粗犷率性,又是他的缺点。这种性格很不适宜官场。官场讲究的是“忍”字,凡事不能由着性子,可刘铭传偏偏是火爆性子,受不得半点委屈。遇事稍不如意,说炸就炸,说崩就崩,还动不动就撂挑子。用李鸿章的话说叫“性不耐官”。李鸿章的幕僚吴汝纶也评价他是“淮军杰出人才”,但“龙性难驯”。

    事实也确实如此。同治六年(1867年)底,东捻军被镇压下去,刘铭传作为淮军主力,立了大功,可朝廷功大赏轻,只封他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很多人都替他抱不平,就连曾国藩也认为功赏“相去万倍”。为此,刘铭传极为不满,常在酒后发牢骚。这年冬天,淮军在山东济宁休整,刘铭传便带头撂起挑子,公开上书“乞退”。朝廷令他率部北上,镇压西捻军,他也拒不应命,屡屡以“伤疾并发”为由,请求回乡养病。李鸿章知道他是心气不顺,多次劝他,让他先忍忍,可他就是不听。李鸿章无奈只得答应他的请求,后报经朝廷同意,准其回乡养病。

    刘铭传回乡不久,剿捻战局一度陷入被动。由于战事吃紧,朝廷旋即下令取消刘铭传的假期,令其回任。哪知东捻军被平定后,朝廷的封赏依然吝啬,只给了刘铭传一个一等男爵,尽管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刘铭传气不打一处来,立马上书请求开缺,再次撂起挑子。

    不久,天津教案发生。七国军舰云集大沽、烟台一带,扬言要武装报复。鉴于局势危殆,朝廷不得不再次催促刘铭传回任,令其带兵备战。

    一年后,天津教案平息,朝廷任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并授以“专折奏事”特权。这一安排自然是李鸿章保荐的结果。李的用意是以此作铺垫,为他下一步出任陕西巡抚打下基础。可是,刘铭传到了陕西之后,却不听李鸿章的劝告,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闹起了不和。眼看矛盾越闹越大,清廷便耍起了惯用手法,各打五十大板,这让刘铭传咽不下这口气。不久,便以“脑痛欲裂,坐卧难安”为由,“自解兵柄,养疴田园”。这已是刘铭传第三次辞官,时在同治十一年二月。

    这一次,刘铭传辞官时间最长,前后近十年。这期间,他开始大兴土木,寄情山水。每日与人饮酒、赋诗、下棋,消遣时光。据地方文献记载,刘铭传的出生地原在离刘老圩西北约六华里的四方郢子,后迁至旱庄。这里是刘铭传创办团练扎寨之处。刘铭传辞官回乡后,由于家中妻妾多,人丁猛增,难以安置,便在旱庄西北角建起新居刘老圩,又在六安九公山建了一处别墅——刘新圩。刘老圩依山傍水,面对大潜山,金河水穿流而过,圩基包括水面占地近百亩。四周深濠高墙,设有碉堡、炮台和吊桥,内有亭院楼阁、花园假山、小桥长廊、池塘花木,以及仓库、米房和马库等,规模浩大,盛极一时。圩内还修有一座六角亭,该亭四面环水,石桥相通,专门用来放置西周著名青铜器——虢季子白盘。这是刘麻子打下常州后,从太平天国护王府中缴获的战利品。这件宝物后来成了刘家的传家宝。

    刘铭传解甲后,曾撰过两副庙联。一联是:

    十载河东,十载河西,眼前色相皆成幻;

    一时向上,一时向下,身外功名总是空。

    一联是:

    万户侯,何足道哉!听钟鼓数声,唤醒四方名利客;

    三生约,信非虚也!借蒲团一块,寄将七尺水云身。

    从这些诗联中透露出的信息以及他大兴土木、寄情田园的情况看,刘铭传好像已经看破红尘,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实则不然。刘铭传向来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心雄万夫,志存高远,虽出身布衣,起于行伍,与科举无缘,但书读得并不少。史料说他“少读书,喜奇略”,诸如“医药、壬奇、占候、堪舆、五行之书”,无不涉猎,“尤好兵家言”,可见其所学甚博。他还长于诗文,著有《大潜山房诗钞》,曾国藩为之作序,称其诗有小杜、苏、黄豪侠之风,如同其用兵“横厉捷出,不主故常”。因此,刘铭传虽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但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报国之志,家国情怀,深入骨髓,渗于血脉。他曾叹曰:“生不爵,死不谥,非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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